卢迈：在大变局时代，重温爱国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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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20年6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0届毕业典礼在北大朗润园万众广场举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受邀来到朗润园，作为特邀嘉宾发表演讲。

卢迈与北大国发院教师代表合影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卢迈的演讲以“爱国”为主题，围绕自身参与中国改革与探索、与国际社会交往及践行反贫困与促进社会公平的经历，激励北大学子在新时代下传承“五四”精神，怀抱爱国理想，把握机会，学会取舍，对国家、对人民抱有充分信心，顺大势而为，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

点击观看卢迈演讲花絮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姚洋院长和黄益平副院长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见证你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分享你们的喜悦和光荣。

刚才姚洋院长、沈艳教授，还有各位毕业生的发言都非常精彩，也让我很受益。我在此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想和体会。

卢迈在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

我对到北大学习一直十分向往，但却没有你们幸运。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分数够了，但不知是因为体检还是年龄原因，我没有被录取。1994年，林毅夫教授发起组建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我参与，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仅拿到硕士学位，学识不够，所以没敢应允。

虽然两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但过去这些年，不论是30多年前在中央农研室工作，还是近20年来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展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社会试验，我都与北大人有诸多交集。北大人求真、勤奋、创新的精神，是我极为推崇和认同的。

你们毕业于2020年。这一年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极其特殊。

新冠病毒肆虐背景下，全球经济动荡，多国民粹主义盛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变本加厉，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2020年，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既定计划被打乱。你们在这一年毕业，或许意味着你们起步时会面临某些困难。

但是，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你们所传承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会引领你们克服困难，并伴随你们步入社会、走向成熟，成为你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爱国，现代化探索的源动力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在20世纪初承载的是国人对实现民族独立的渴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则寄托了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向往。

我认为，这其中，“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流淌在血液中对故土的热爱。

1947年我出生在新加坡，那时我父亲因为日军侵占上海而被迫避难到新加坡，侨居了近十年。1945年后，父亲因从事进步活动两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于1949年被驱逐出境。父亲历经艰难又满怀憧憬地回到刚解放的北京，此后长期从事侨务工作直到病逝。

海外华人华侨深刻地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安定是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前提。

如果说百年前爱国是反抗侵略、救亡图存，在当代，则是投身改革创新，实现国家现代化。

我成长在建国后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1957年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和小伙伴们满大街的找废铁，甚至把家里的铁锅贡献出去；为了“除四害”，我们停课爬上屋顶轰麻雀；高中时我也曾和清洁工人一起，穿街过巷、入户掏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司务长和小学老师。

卢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旧照

那时，人们被要求不计得失地为集体利益付出，与“私字一闪念”做斗争。无数人的艰苦奋斗，无私付出，造就了封锁中的“两弹一星”，也为新中国的经济打下基础。

但是，与这种付出不相称的是普遍的贫困，是与发达国家逐渐拉大的差距。极左的路线走到了头，才有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有了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探索。

正是爱国情怀，激励着人们不懈地为国家探索改革和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中外差距激发起全国上下对“球籍”的思考。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突破。但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又经历了多年的探索。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在这些研究和实践中最终确定的。

1985年，我正式调入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当时王岐山任所长，所里有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还有当时还很年轻的黄益平、刘守英等。

我记得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体人员读书会，读的书是《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主持读书会的是北大校友邓英淘。

[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

邓英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多数人的现代化，这种大规模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借鉴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要避免照搬照抄。要经受住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国需要在以往从未经历过的局面上进行协调和控制。

邓英淘的观察在当时富有前瞻性，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大国的改革不能犹豫不决，但也不能任人忽悠、轻举妄动。

1986年，我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的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考察，看到由于改革不果断不彻底，两国处于计划和市场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状态。

而1991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时，按照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开启大规模、短时间、彻底的私有化政策，将俄罗斯整个社会体制完全拆解，所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至今都难以弥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没有走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良道路，也没有考虑俄罗斯等国的休克疗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当时中国“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增量改革和双轨制过渡的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事非经过不知难，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属不易，这一点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豪、珍惜。

当然，中国的制度也并不完美，未尽之路还有待你们继续探索。

爱国者也应是一名国际主义者

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爱国者也应该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应该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地学习、沟通。

我有幸经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关键节点，见证了中国在世界所处位置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诸多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更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发展理论。我至今仍记得，1986年在安徽阜阳做农村调查时，一天早上起来， 看见周其仁和刘守英站在院子里，捧着科斯的书讨论。刘守英会英文，周其仁思想敏锐，他们分工合作，刘守英读一段，两人一起讨论一段。直到今天，他俩在晨光中学习、讨论的一幕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999年我受命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以“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为宗旨，已经成功举办了20届，从最开始的30多位企业家代表参会，到现在上千人的规模。

参会代表数量和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在提高。过去20年里，我和众多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家、学者成为朋友，也一直在为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谋求共同利益而努力。

卢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好奇的“学生”。

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不断学习、调整，适应自己作为“大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是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要实现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是谁都无法阻挡的。

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发微博微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对外发声的外交家。

正确认识国家所处的位置，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理性表达，争取更多外国朋友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人民

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最根本的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爱自己国家的人民。

为国者，以民为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在我看来，取决于所有人是否都能公平地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习总书记曾说他年轻时期盼“让乡亲们能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够经常吃到肉”。这个朴素的梦想，也成为了他一直坚持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起点。

去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一个课题 ，叫“老百姓的中国梦”，我们访谈了各地的老百姓，真切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

“老百姓的中国梦”课题报告集结出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中国有7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同时，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永远不能把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落下。

过去十几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直关注农村百姓，尤其是他们的孩子。

山区修了路，通了车，架起了信号塔，但仍有大量的农村孩子生活在不利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们瘦小的身躯还要将弟弟妹妹背在背上，见到生人时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不敢说话。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给他们一个人生的阳光起点，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卢迈与山村孩子们在一起

国际国内大量的研究证明，投资儿童早期成本收益比是最高的。我常说农村的孩子“给点阳光就灿烂”，在他们生命早期的一次入户养育辅导、一袋营养包、一所身边的山村幼儿园、一顿营养午餐，就是他们人生中边际收益最大的“第一个馒头”，能够帮助他们由早期筛查的异常变为正常，甚至超常，让他们在后期的学习中缩小与城市儿童的差距；也能帮助他们摆脱贫血和营养不良，在身高上追赶城市儿童。

如果我们持续地关注这些孩子，从生命最初开始给予他们温暖，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向上流动，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茁壮成长的新人。

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塑造。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成长理应得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众更多的关注。

基金会“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的孩子们

在座的同学们选择在国发院学习，就要始终把公共关怀刻在基因里。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不管你们从事什么职业，都能保有对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基金会一共有60名员工，其中有8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比例也算很高了。他们中有的人一年有大半年都在项目县的农村，对农村的孩子抱有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加入我们的行动，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会让这些孩子的未来不一样。

对毕业生，我的三点期许

同学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多数身处时代变迁关键点的人们，可能在当下并不能体察剧变时的惊心动魄。多年后回望，我想，你们也会更加清晰地看到，2020年不止是一个流行病暴发的年份，而是一场宏大变革的开端。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你们开启了走向社会的征途，我理解你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我想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中国实现现代化百年奋斗，将在你们的职业生涯中实现。

我羡慕你们！为此，我对你们也有几点期许。

一是认清形势，沉着应对。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专门发表演讲说：

“在那些认为美国必须永远有一个强大对手的人看来，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怎么能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力量，并合理解释你所做的一切？”

克林顿的这番话等于承认了美国一直存在认为“需要敌人”的政治势力，而现在，这样的势力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坛。

所以无论中国做什么，出不出“中国制造2025”，说不说“厉害了，我的国”，为了“美国的伟大”，为了合理解释美国所做的一切，美国把中国作为强大对手，进而作为强大敌人的既定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我想，在目力可及的未来，国际环境会进一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愈演愈烈，但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却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不管面对来自外界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要本着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抱有充分信心，顺大势而为，将个人能力与才华发挥到极致。

二是把握机会，学会取舍。

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岔道和诱惑。在王岐山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些年里，他问过我们三个问题：

你有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你准备丢掉点什么？

这三个问题，伴随着人生的每个阶段。你有什么，是人必须自知；要什么，是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准备丢掉什么，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准备舍弃什么。

这人生三问，使我受益，所以这里也愿意和你们分享。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你们不缺远大目标，无论从教、从政、从商，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难的是正确认识自己，是学会舍弃一些东西，是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动摇。

三是胸怀理想，脚踏实地。

今天大家走出校门，即将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我希望你们始终抱有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希望你们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多听、多看、多学、多想，思考如何将校园里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并付诸实践，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投身国家的建设。

过去几十年里，国发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同学们将要面对的时代，比我们经历的改革初期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需要坚定信念，需要久久为功。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到：“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遵循客观的道理，而不是争一时的个人利益；顺应历史的规律，而不在乎一时的得失与成败；追求的是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一世的荣华富贵。这也是我在这个场合想与你们分享的肺腑之言，希望与你们共勉。

祝福大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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