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氛围，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让他们形成长期稳定预期

热题目与冷思考——调研路上的经济界委员为新一年寻找应对挑战之策

人民政协报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从仲春到初冬，从湘江之畔到三晋大地，从新型基础设施到制造业企业，从调研路上到座谈会上，过去一年，围绕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难点问题，经济界全国政协委员在寻找答案的路上披星戴月、上下求索。

眼下，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发榜，再过一个多月，202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围绕成绩看问题，站在当下谈未来，对于诸多热点话题，委员们有哪些观点和建议？

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处理好双碳领域这四对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在双碳问题上我们至少要处理好四对关系。”谈及此，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这样说。

首先是双碳与发展的关系。低碳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变革，不是要对发展本身形成限制。双碳目标作为总量目标被大家关注，而同样该关注的还有碳强度目标。

第二是双碳与双控的关系。双控指的是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当前，对经济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是能耗双控，而能耗双控相对于双碳目标而言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双控的转变。从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的考核，更为科学合理。”杨伟民这样说。

第三是双碳与煤炭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较大篇幅谈及煤炭问题，提出要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杨伟民认为，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可行的减碳路径。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煤电的定位将发生变化，更多承担安全保供和顶峰发电的调节功能。现阶段，我们不能谈煤色变，不能简单地提高煤电信贷发债门槛，更不能一刀切地对煤电停贷断贷。相反，应支持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灵活性改造。

第四是双碳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我国单位GDP能耗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单位产品能耗高，二是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占比较大。要解决后者的问题，杨伟民认为我们不能在短期内“用力过度”。“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韧性十足，主要体现在我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上。在双碳时代，我们仍然要保持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格局，这里不排除有高耗能产业。我们的工作方向应该是促进这种高耗高碳能源产业，逐步转向更多消耗风光电等低碳能源的产业，这个转变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聊金融支持实体精准性

对内扶持专精特新，对外警惕货币政策转向！

1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7%，比上月下降10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为4.6%，比上月下降5个基点。业界认为，这次降息传递出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呵护市场信心的明显信号。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最近几年持续把中小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组织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和协商活动，我本人也多次参加过对中小企业的调研。总的来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逐步缓解，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继续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要落实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增量、扩面和降本。增量增的是融资量；扩面扩的主要是首贷户和信用贷款比例；降本是继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是要有效治理拖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问题。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开展了专项行动，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现在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治理。同时，要把解决有关中小企业的拖欠问题和增加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统筹考虑。

三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要把核心企业和链上其他中小微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充分发挥核心企业的主体信用和中小微企业的数据信用优势，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四是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金融机构要研究进一步构建优质中小企业评价体系，同时鼓励发展产业集群。

“来自外部的压力中，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是美联储加息，缩减购债规模，而且政策转向节奏加快，今年也可能进入加息的通道，有预测可能会加息3次。这种政策转向会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对预期产生影响。在此情况下，我们既要正视困难，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经济的特质没有变。从全年看，下行压力主要是在上半年，建议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可以适当超前，今年发行专项债可集中在上半年，财政政策发力的举措能否也集中在上半年，同时建议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改善市场主体预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这样表示。

看新增长点和新增长极

发展好数字经济有5个切入点！

“我们看到，目前工业企业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已达到52%左右，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普及率已达到6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普及率达到73%，更重要的变化是，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正在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正在登上历史舞台。”谈及此，王一鸣这样表示。

围绕如何推动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王一鸣认为有5个切入点。

第一，要深化重点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我到无人生产服装厂去看过，整个流程都是智能化的，不需要人。更重要的是可以柔性化生产。比如你去这个服装厂参观，进门的时候就能采集你的数据，等你参观完出来，定制的服装就做好了。应深化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推动设计、工艺、制造和运维一体化。”王一鸣这样说。

第二，要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推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让产业链上中小企业愿转、能转、敢转，就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

第三，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传感器、集成电路、关键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我们还有弱项。”王一鸣表示。

第四，要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王一鸣认为，工业互联网对数据采集的精度、传输速度、存储空间、计算能力和智能化加工应用的要求大幅提升，既要建设跨行业的综合性平台，也要建设面向特定行业和场景的专业性平台。

第五，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商用和规模化应用。王一鸣建议，现在也可以前瞻性布局6G的技术储备，同时要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论人民币汇率升值

有五个“有利于”和两个“加小心”！

“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的，去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入双顺差。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仍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弹性会逐步增强，汇率双向波动可能成为常态。”在肖钢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有五个有利于和两个要小心。

第一是有利于扩大进口。积极扩大进口，既是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新一轮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进一步优化进口的结构，其目的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经济补短板，加快产业升级，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

第二是有利于推动外贸出口转型。由过去的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加快发展新型的外贸业态。

第三是有利于扩大企业对外投资。我国企业可以实现更好走出去，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四是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有研究证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抑制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速度，特别是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

第五是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造人民币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所谓两个加小心，肖钢认为第一要小心热钱冲击。人民币升值，加上中美有利差，人民币利率也相对比较高，一旦形成热钱大进大出或者快进快出，可能会加剧我国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波动。

第二是企业要严格财务约束，特别是要控制好境外借债。到境外发债借款如果规模过大，投向又不合理，再加上将来市场汇率可能发生的变化，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关起门发展，竞争力安全性难以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是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疫情后以全球视野看中国，王一鸣认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至少有三大看点：一是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势提升了，佐证之一是中间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二是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增强，这一点在疫情防控期间已得到充分证明；三是自主可控能力得到提高。

成绩显而易见，挑战也真实存在。

在王一鸣看来，产业链供应链目前还存在不稳、不强、不安全的情况：不稳来自产业外移压力；不强来自产业链整体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不安全说的是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而要强链、补链，王一鸣认为要把握六个方面。

第一是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推动国产替代。

第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

第三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第四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基层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有效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第五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更多外资企业不想走不愿走。

第六是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在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中育长板。同时，在未来产业领域，要早做谋划。

谈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话题，王一鸣表示，不能认为产业链供应链都自己做就是安全的。要认识到供应链安全性与开放性是辩证的。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开放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算行业、城乡之间收入细账

要避免社会分层并固化！

围绕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话题，杨伟民提了两条建议。

一是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步于甚至是快于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也就是提高全体人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需要相应减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

在企业部门中，杨伟民认为重点应降低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是大的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措施。

二是要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

现在看，围绕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几个领域，杨伟民认为，应消除由所有制歧视、行政性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要素报酬与其贡献之间的偏离，要降低因获得要素机会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降低因政策或市场准入不同带来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

要解决这一问题，杨伟民提出，要增进劳动力、人才和居民的流动性，以避免社会分层并固化。

市场主体创造了GDP，而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在杨伟民看来也是稀缺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要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形成长期稳定预期。当然，企业也要依法经营，增强社会责任感，按照共同富裕方向和要素贡献，处理好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分配关系。”杨伟民表示。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