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寡头垄断,中国疫苗研发产业如何创新
疫苗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政策监管严格、大规模产业化难度大和高垄断等特征,这决定了疫苗的国际竞争是大国参与的大企业间的竞争。中国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产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拥有综合优势,凭借灭活疫苗的安全、成本、运输优势成为全球新冠疫苗竞争的重要参与者。但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基础技术薄弱、龙头企业与国际医药巨头差距大,疫苗应用的国际标准衔接差。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疫苗基础技术研发的高投入,构建完善的疫苗产业生态体系,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契机培育优秀头部企业,增强中国疫苗产业链竞争力。
全球疫苗市场趋于寡头垄断格局
2020年,全球四大疫苗巨头葛兰素史克(GSK)、默沙东(MSD)、辉瑞(Pfizer)、赛诺菲(Sanofi)营业收入占全球疫苗市场规模90%,行业趋于寡头垄断(见图1。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新兴市场疫苗厂商开始关注新疫苗和区域市场的竞争,未来全球疫苗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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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销量前十的重磅疫苗均为四家跨国疫苗公司生产。排名第一的是辉瑞的13价肺炎疫苗,仅此一款疫苗销售额达58.5亿美元。默沙东的HPV疫苗和赛诺菲的流感疫苗以39.38亿美元和24.72亿美元销售收入分列第二和第三位,疫苗产业以大品种驱动的特点十分明显。2020年,中国疫苗市场规模364亿人民币,正好约合辉瑞Prevnar13一款疫苗全球销售额。不同于全球疫苗市场的高集中度,中国疫苗市场化不到20年,疫苗市场相对分散。
2020年共有334款国产疫苗批件,分属于53家疫苗企业。其中中国生物下属六大所占比55.7%。从进口疫苗情况看,2020年进口疫苗批件数70个,主要分布在葛兰素史克、赛诺菲、默沙东、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疫苗市场企业多且同质化,大部分企业都是进行传统疫苗的仿制开发,新疫苗研发能力弱。
一款传统疫苗上市一般至少需要10-15年。但是基于疫情形势等客观情况,各国允许采取诸如适应性、无缝衔接等合理设计以加快研发速度。
全球新冠疫苗研发竞争情况
2020年初,全球范围展开一场新冠疫苗的研发竞赛。2020年12月底,美国辉瑞联合德国BioNTech研发的mRNA疫苗和国药中生北京所研制的灭活疫苗分别成功获批紧急上市,研发速度史无前例。总体看,中国、美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处于第一梯队,这些国家的疫苗已获批紧急上市,在全球疫苗竞赛中占有优势。
截至目前,全球有十二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包括中国5款、美国4款、英国1款、俄罗斯1款、印度1款(见表1)。此次新冠疫苗全球赛跑中,基本看不到穷国、小国的影子,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同欧美国家基本同步。
表1 全球已获批上市新冠疫苗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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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速新冠疫苗上市,各国政府积极开展疫苗研发的各项支持政策。美国政府通过“Warp Speed”计划扶持疫苗研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通过评估100多种研发阶段的疫苗,并从中先后选出强生、赛诺菲、默沙东、Moderna、阿斯利康和Novavax六家获美国政府资助。英国政府为牛津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新冠疫苗研发项目提供总计8400万英镑的资助,以加速疫苗研发。全球新冠疫苗采取多技术路径研发策略。从全球获批的12款疫苗技术路线来看,包括4款灭活疫苗,分别来自中国生物、科兴中维、康泰生物和印度Bharat;2款重组蛋白疫苗,分别由美国Novavax和中国智飞生物开发;4款腺病毒载体疫苗,分别由中国康希诺、美国强生、英国阿斯利康/牛津和俄罗斯Gamaleya开发;2款核酸疫苗,分别由美国Moderna和美国辉瑞/BioNTech开发,中国的复星医药也参与了后者在大中华区的开发。从各国技术路线覆盖情况看,英国、俄罗斯和印度只选择了其中一种,美国覆盖了mRNA和腺病毒载体两种,中国覆盖了其中三种。在此次全球疫苗获批国家中未看到日本、法国等医药产业发达国家,许多生物医药强国因为只选择了一两种技术路线,在前期疫苗研发失利后目前还没有疫苗上市。表2 新冠疫苗五种技术路线比较
表3 中、美、欧、印、俄新冠疫苗竞争力基本格局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情况与未来挑战
中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实现新冠疫苗自主研发的国家之一。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是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各方力量共同攻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典型案例。从启动到获批,无论是新冠疫苗的数量、品种,还是研发速度中国都展现出超强竞争力。
(一)中国参与新冠疫苗全球竞争的成效
1、全饱和式研发技术路线
疫情爆发初期,科技部对WHO公布的五条技术路线进行全面布局。每条技术路线布局1到3个研发团队,正是这种全饱和式的底线思维研发战略才使得中国自主研发疫苗成功上市。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多种疫苗技术路线的研发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全球获批的12款新冠疫苗主要分为四种不同技术路线。中国有5款,覆盖了其中三种技术路线(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mRNA)。除了现有已获批的技术路线,其他19款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四种技术路线。包括重组蛋白7种、灭活病毒5种、病毒载体4种、核酸疫苗3种。
2、产学研合作加速疫苗研发进程
新冠疫苗研发期间,中国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各方面作出迅速响应和开展有序并行的合作开发,率先启动了包括疫苗研发在内的科研应急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科研机构集合病毒分离、抗原设计、动物模型构建、体内外评价、质量检定等多学科平台提供共性技术支持,迅速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疫苗研发。在此次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中,大量大型科技企业在疫情持续和疫苗研发期间就超前投入扩大产能。强化产学研合作,形成了政府引导、国家科技力量为主体、企业主动靠前无缝衔接的联合攻关模式。成功案例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与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基础,共同开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科学院与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等。
3、新冠疫苗国际合作成效显著
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积极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并主张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截至2021年7月,中国对外捐赠疫苗超2600万剂。另一方面,中国新冠疫苗在各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获批紧急使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截至2021年8月底中国出口新冠疫苗和原液超10亿剂,人用疫苗出口货值483.8亿元。
中国新冠疫苗主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2021年1-7月中国新冠疫苗前五大出口国为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和巴基斯坦,出口占比分别为12.4%、6.8%、6.7%、6.4%和5.9%。以国药中生为例,新冠疫苗产品已在9个国家注册上市,10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批准紧急使用或市场准入,接种人群覆盖196个国别;在阿联酋、塞尔维亚、摩洛哥、孟加拉等国的新冠疫苗分装和建设基地也在陆续投产。
(二)未来趋势与挑战
1、加强免疫与疫苗更新升级势在必行
目前,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已蔓延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Nature调研近九成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会从大流行转为局部流行。为了应对Delta毒株及后续可能的变异毒株,进行加强针接种和针对变异株研发疫苗成为必要。疫苗接种时间越长,保护效力越低。变异毒株、抗体衰减、流感季等因素都有可能加大防控难度。加强免疫和序贯免疫在各国有序开展。随着加强免疫试验结果出炉,中国也将对完成基础免疫的人口开展大规模加强免疫计划。与此同时,全球企业纷纷利用技术平台布局Beta、Gamma、Delta等变异毒株的研发。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基本处在临床前阶段,而美国和英国企业走在临床研究前列。展望未来,加强疫苗或成常态,针对变异株研发疫苗成为必要,mRNA、病毒载体、新型佐剂等都将成为中国疫苗企业赶超国际水平的新技术领域。
2、加速疫苗国际化深度参与
据估算,全球各地区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疫苗剂量为北美地区8.9亿剂,欧洲12.1亿剂,亚洲61.5亿剂,南美洲7.0亿剂,非洲20.7亿剂,大洋洲0.7亿剂,合计110.9亿剂。然而考虑到病毒变异、加强针各国逐步启动、疫苗分配失衡和部分国家奉行“疫苗民族主义”等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疫苗需求数量远远不止这些。高收入国家通过提前订单采购为本国锁定大量疫苗,预计快速实现群体接种和大规模加强免疫。中国与印度作为超10亿人口大国,执行自主研发、生产与接种的本土化策略。其他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约占40亿人口,对疫苗进口需求量巨大,国际卫生政策组织预测,至少到2023年中低收入国家才能实现实质性保护。
随着中国与高收入地区加速接种,新冠疫苗供求关系将趋于均衡,此时中国疫苗与mRNA疫苗将进一步深度参与国际市场。中国疫苗相较于mRNA疫苗具备价格优势和运输优势,相较于病毒载体疫苗具备安全性优势。未来病毒载体、重组蛋白疫苗即将全面开花的同时也看到,进入欧美市场并不是国际化的唯一标准,临床设计坚实、数据完整可靠为中国疫苗企业国际化竞争提供有利因素。例如康希诺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中完成了独立数据检测委员会(IDMC)下的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实现了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启示及对策
新冠疫苗成功研发对于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巨大的市场空间也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为中国整个疫苗产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疫苗产业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一)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能力储备
中国部分疫苗研发技术路线与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显著差距,国内疫苗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输于国外,甚至超前,但疫苗工艺与国际水平有很大差距。德国BioNTech在疫情之前的商业目标是开发针对癌症的mRNA疫苗,在核酸疫苗开发上已经做了大量技术储备,包括核酸序列设计、大规模RNA分子生产以及RNA分子包装等,这些技术在开发新冠疫苗的第一时间得到了应用。Moderna公司也早在2017年就已经介入MERS核酸疫苗的开发。再如强生、阿斯利康和Gamaleya三家机构之所以选择腺病毒载体技术路线是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它们已经利用该技术开发了埃博拉疫苗、流感疫苗、寨卡病毒疫苗等。疫情压力之下,各国、各研究机构和医药公司都在充分挖掘病毒科学、疫苗开发方面的能力积累。因此,中国有必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确定生物技术和生命健康等领域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国家层面落实和提高生物安全、基因治疗、疫苗研发等生命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推进高水平研发平台建设,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基础前沿及新兴交叉学科,依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企业加强布局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培养培育生物医学领域国家人才预备队。支持开展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加大前瞻性研究和颠覆性创新支持。
(二)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契机培育优秀头部企业
中国新冠疫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其间积累的研发、临床和商业化经验将帮助一批优秀中国本土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新冠疫苗研发中,以国药中生、科兴中维、康希诺、智飞生物、康泰生物、沃森生物/艾博生物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疫苗企业飞速成长。疫情之前的中国疫苗以传统路线为主,新冠肺炎疫情下,除了有国产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的大规模投入使用,不久将来还会有国产核酸疫苗的诞生。在新技术领域,中国疫苗企业与欧美药企差距缩小的同时,国产疫苗较国际主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相比海外mRNA研发企业中的BioNTech和Moderna主要布局原创新疫苗,中国疫苗仍有巨大升级替换空间。BioNTech和Moderna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都是小公司,2019年两家公司估值分别只有50亿美元和68亿美元,今年估值已达到460亿美元和630亿美元,拥有核心技术的疫苗企业在疫情大流行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因此,中国应鼓励企业加大疫苗的研发投入,通过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组织攻克原创新疫苗产业关键技术难点,促进开发针对各类变异病毒的疫苗,推动中国疫苗技术更新升级。未来中国是否能够诞生世界级的疫苗企业,新冠疫苗为中国疫苗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三)增强疫苗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疫苗产业链相较于其他医药产业链,更加纵向一体化,研发生产过程往往集中在一地,容易进行管理控制,和其他生物制药市场一样,生产外包到其他地方情况较为少见。但此次新冠疫苗由于需求量巨大,各国积极进行海外产线布局。目前中国疫苗产业链上的高端研发及产业化所需关键仪器、设备、原材料等,仍然依赖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产核心设备很可能无法完全替代。要求企业做到前瞻性布局,大力推动短板技术突破和首台套设备发展,打造一批掌握疫苗研发前沿技术的原材料生产企业和设备、仪器制造商,建立好疫苗产业生态系统。鼓励疫苗研发生产企业的国产替代,并从国家层面予以政策上的支持。重点推动疫苗制品培养基、新型佐剂等高附加值物料的国产化。此外,疫苗行业一直是欧美等国医药行业巨头所垄断,国际市场主要受到监管标准的卡制,中国疫苗要想走出国门,需要符合国际标准,需要做好监管流程和生产流程之间的切实有效衔接。
(四)加快评审审批,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审批对疫苗创新十分关键,中国新医药管理法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医药创新的举措,此次新冠疫苗研发表明,政府是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提高部分监管审批效率的。新冠压力下,各国药监部门不得不转变态度,给疫苗开发点亮许多绿灯。俄罗斯批准的一支腺病毒载体疫苗在2020年8月得到俄罗斯监管机构上市批准的时候仅仅完成了几十个人的小规模I/II期临床试验,还没有开始人体III期临床试验。欧美在两款核酸疫苗的开发中,美国药监局破例允许两家公司在尚未完成动物试验时就开始人体临床试验。印度Bharat的灭活疫苗情况也类似。疫苗研发期间,各国政府使用更多的信息化工具加快特定的审批流程。特别是当风险较高时,可以更多依靠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此次国内外新冠疫苗研发审批经验,持续进行制度创新,优化流程,不断提升评审审批效果,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五)加强疫苗产业全球治理创新
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苗是维护全球公众健康的主要手段,应该以全球公共产品视角看待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配送、使用、有效性等问题。需要加强疫苗产业的全球治理。疫苗产业创新治理不仅是科学家、科研机构的科研行动或药企的商业行为,更应凝聚全社会和全球共识的集体行动。每个主体都应从全球公共价值诉求出发,建立安全有效、长期普惠的创新治理模式。在医药企业追逐利润行为和公众对疫苗强烈需求之间,各国政府应建立协调型信任治理机制和快速决策响应机制,以加强社会资源的统筹与平衡。同时,各国政府应加强协调沟通,防止政治议题和抵制少数国家采取的疫苗保护主义行动,通过建立国际社会广泛合作机制实现疫苗产业全球治理创新。
(作者徐娟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摘自《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21)》,经作者审订,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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