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欲借“自力更生”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能成吗?
原标题:印观察|莫迪欲借“自力更生”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能成吗?
近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迅速发展。截至6月24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5万例,一周内增长了7万多例。
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就新冠疫情发表第四次全国讲话,提出Atmanirbhar Abhiyan倡议,英文译为“自力更生”运动。此后,莫迪在不同场合卖力推广这一概念,颇有一副要大干一场的劲头。在国内疫情加速蔓延、经济泥足深陷之际,莫迪此时推出“自力更生”运动,背后有何深意?这一倡议的提出,是否标志着莫迪政府原本的开放经济路线发生根本性转变?莫迪所描绘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美好图景又能否真正实现?
抓住机遇,替代进口
在5月31日的每月电台讲话中,莫迪为听众朗读了“一封比哈尔国民的来信”,这名致信人“梦想着有一天印度能将进口降低至最低水平,包括对石油、柴油、燃料、电子元件等产品的进口”。莫迪评论道:“我对此感同身受”,他继而慷慨陈词,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许多产品设法从国外进入我国,这些进口是对我国诚实纳税人的浪费,印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这些产品的替代品”。
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被莫迪解读为另一重机遇。在6月11日印度商会第95届年会上,莫迪强调,疫情改变了全球产业链格局,而印度拥有大步跃进的经济、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由技术驱动的经济系统、生机勃勃的人口结构,以及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五大支柱,应化疫情危机为机遇,摒弃保守态度,抓住历史机遇,企业界更应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推动印度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塑造国家自力更生的“命运转折点”。
借疫情再推“印度制造2.0”
“自力更生”运动的内核是扶持本土制造业。为达成此目的,莫迪政府此次推出了20万亿卢比(约为印度GDP的10%)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同时宣布将推出土地、劳动力、流动性和法律体制等一系列新改革,培育本土市场和供应链体系,实现自力更生。
2014年9月,莫迪甫一上台,便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誓要解决印度制造业长期“瘸腿”的痼疾,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由15%提升至25%,把印度打造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为实现这一宏愿,莫迪内推改革,外务推广,围绕“印度制造”展开一系列动作:国内层面,印度先是放开政府对多个产业的管制,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同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重金投向铁路、公路、供电设施等工程项目,政府还成功推行了破产法和统一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国际层面,莫迪游走于各个国际场合,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不断为“印度制造”背书造势,向国际投资者描绘出一幅灿烂的投资前景。
但是,印度制造业羸弱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造就,亦不可能短短五年就得到根治。劳工、征地制度等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15%上下,与莫迪承诺的25%比重差距甚远。加之印度经济自2018年以来增速放缓,原本一骑绝尘的势头不再,外界对投资印度前景渐生质疑,“印度制造”似乎后劲乏力。
此时莫迪拿出GDP的10%来推进“自力更生”运动,倡导国民购买本国产品,实际是想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哺育本土企业,抓住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机,推动制造业做大做强,最终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成为出口大国。
“自力更生”为名,保护主义是实
“增加出口,压缩进口”的口号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如果说“印度制造”计划还曾经打着“扩大开放”的旗号吸引投资者,“自力更生”运动则将这层面具扯下,毫不掩饰地宣扬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印度实现广泛的进口替代,要求国民在本国和外国产品之间主动选择本国制造的产品,实现所谓的自给自足。
提高关税被看作是压缩进口、实现自力更生的主要手段。2015年以来,印度通过对手机整机和零部件加征进口关税,成功“逼迫”众多手机厂商赴印度投资建厂,被看作是产业政策的一大胜利。
此后印度将这一策略扩大至电子产品、玩具和家具等多个领域,大幅提高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财长西塔拉曼甚至在政府预算演说中建议修改贸易规则,允许政府禁止其认为对国内产业不利的任何产品进口。近期,印度更是扩大了关税政策的应用范围,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约300种产品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提高进口关税。
算盘打得精,美梦难成真
印度在此时如此高调地宣扬“自力更生”,除了扶持中小微企业、保障民生的合理考虑外,核心意图还在于打造自身制造业中心地位。
疫情袭来,中国的停工停产和全球产业链的再调整让印度看到了契机,不少精英判断,“抢夺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频繁举行政策咨询会,并派出多个工作组与在华外企接洽,大力游说这些企业离华赴印。莫迪本人也承认,“自力更生”运动不是让印度自顾,而是要让印度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这也是吸引那些计划从中国撤离的外国企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自力更生”运动有其合理考虑,又迎合了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难以理顺。印度心怀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远大志向,无奈国内劳动法和征地制度改革尚未有根本性进展,劳动力充足等比较优势难以从潜力变为实力,其自身又悬于亚太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拒绝加入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严重缺乏成为中心的客观条件。
从印度自身发展而言,莫迪倡导国民购买国货,要求“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实现自给自足”,本质上是小生产者的经济思维,与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严重相悖;政府期望以“高关税壁垒+大规模的产业政策”模式来培育本国制造业,但缺乏外来竞争压力,企业始终在政府的“保育箱”内存活,难以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极有可能在国内形成寡头垄断的经济局面;印度渴望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一方面不愿让他国企业“侵蚀”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期望吸引大量外资,而在全球经济疲软不振的今天,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同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投资回流,印度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
2018年,莫迪在达沃斯论坛上侃侃而谈,将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形容为“同恐怖主义一样危险”,仅仅两年之后,莫迪就亲自下场 ,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之名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政策方向变动之大,令人咋舌。印度领导人似乎忘了,2020年的世界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样子,“抵制英货”的逻辑也已不适用于当今发展共赢的时代,动辄诉诸于民族主义,时刻怀揣受害者心态,只想获取而不愿给予,最后只能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与时代和世界脱节。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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