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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我关心这个时代

中国经营报2022-02-18 18:45:570

本报记者 倪兆中 南京报道

近年现实题材作品中,《人民的名义》和《突围》都几乎成为现象级作品。不过相较于前一部作品的大火,《突围》的播出一波三折,在经过多次删改后才最终走上荧幕。

这部被周梅森称为“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也一直是他最想写的作品,却因为播出剧集的“转场生硬”“剪辑混乱”“台词对不上口型”等指责,让他遭遇了创作生涯中的差口碑,观众的负面评价令他很不好受。

周梅森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见证了当下社会的几次重要变迁。而他自身履历也颇为丰富,幼年时就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成年之后又曾在煤矿工作,到政府挂职,这些经历为他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梅森说,他关心这个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因此一直密切地盯着时代的变化,既肯定它好的一面,同时监视它坏的一面。出现了问题,及时发出警报。作为一个作家,要直面社会的矛盾和痛点,不能假装看不见。

在周梅森看来,写小说的关键在于描写“人”。人物活了,作品就活了。而无论是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还是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其身为“人”的内核总是大同小异,只是位置不同表现不同。

有人说,周梅森一直用两支笔创作,一支是电视剧本,一支是小说,两不误。近期,他的新作《大博弈》又即将面世,与前两部作品不同,这是一部讲述工业题材的作品。通过讲述几代人的奋斗史,体现中国制造业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全新考验下,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创新的发展精神 。

周梅森认为,中国制造的崛起震惊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这个不能不正视。“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础,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拍点东西。”

周梅森近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谈及了饱受争议的《突围》以及即将面世的新作《大博弈》,透露了《人民的名义》的一些幕后故事,分享了几十年来的创作心得与人生感悟。以下自述根据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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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剧:不信工业题材没人看

《突围》播出时正是我的另一部剧《大博弈》关机时,我在《突围》开播的那一天参加了开播仪式,第二天就飞到了青岛,参加了《大博弈》的关机仪式。目前后期精剪已全部完成,正在做音乐片头等工作。

这部剧和我以前的剧都不太一样,它有别于《人民的名义》,也有别于《突围》。这部戏直面中国制造20多年来,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我和导演包括出品方,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想把它做成大工业风的作品。

现在讲起工业风,很多人认为很荒唐,但是中国制造几十年来的崛起震惊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这个是不能不正视的。这部作品大量的场景和镜头,都是在现代化大工厂里拍的,我们的宣传画几乎每一个主人公后面都是大工业背景。

很多人讲,写农民写工人没人看,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础,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拍点东西。这么多年这类东西太少了,我们这部戏做一个尝试,我不相信这样的作品没人看,因为不管是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要塑造人物,都要写出一个好故事。

我可以毫不夸张跟大家讲,我们的人物一个个都立起来了,我们的演员万茜、谭凯、柯蓝,一个个表演都很精彩,整个故事应该讲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我想这个作品可能是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艺术形式。

谈《突围》:观众骂很正常

《突围》从62集剪成45集,牺牲了1/3的线索,以至于让观众觉得混乱。小说是从纪委书记跳楼开始的,由跳楼的纪委书记把线索一点点拉开。齐本安的上任,实际上是林满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用齐本安,林满江压了半个月本来不想用,这些东西全部被拿掉。

加上后来又用画外音,配音完全对不上口型,因此观众骂很正常。即便如此,这个戏播出也够火爆的,据统计播出期间有200多个热搜,收视一直稳居榜首。

剧中,林满江病死,石红杏自杀,齐本安也没有得到重用,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像齐本安,假设他上台以后,老老实实地按大哥说的话做,林满江不讲嘛,哪一个新任者不替前任擦屁股,有事你就担着呗,但这哥们是个老实人,一直谨小慎微,一看这堆烂账傻眼了。

他仅仅是想安分守己,别把自己裹进去,但是他做不到。想清清白白做人,在一种腐败的环境里,尤其是在一把手腐败的环境里,他做不到,结局只能是这样。他拉响了炸药包,你想这样的人,在哪一个单位新任领导者敢用他。

石红杏自杀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很多人看到石红杏自杀时跟我交流,觉得太残忍。我说如果石红杏不自杀,被抓走了,然后判刑10年,故事这样发展,你们觉得残忍不残忍呢?她只能自杀,她不自杀故事也讲不下去,尤其是闫妮演得好。这种状况下,再把她抓走的话,对观众来说可能更不能接受。

祁同伟和林满江也没有被抓走,这两个人物我倒没有特殊的考虑。祁同伟的性格非常执拗,他要想胜天半子,因此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有时候一个人物写活了,他就不听你指挥了,我本来是想把他击毙。但是写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祁同伟不会去接受审判,也不会向陆毅饰演的侯亮平开枪,最终审判祁同伟的只能是他自己。因为他明白了,他欠反贪局长一条命,把命还了两不相欠。我觉得这都符合人物的个性,他的性格决定命运。

而林满江,他小时候就受伤害,他是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但是被革命家庭抛弃了,因为战争年代那种残酷的环境,没有办法。这个伤害,伴随着他一辈子,他一辈子要决定出人头地,要胜过他的前辈。林满江的外祖父,最高当过汉东省的副省长,如果不出事,林满江有可能来到汉东当省长,他憋着一口气,哪怕当一天也要当。在这一点上,林满江和祁同伟倒有相似之处,都从底层上来,然后凭着自己的努力拼搏走上高位,最终也是因为自己的野心太大,落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

谈创作:作家必须直面社会矛盾

在创作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写人物,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人物活了,作品就活了。人活起来了,他会带着情节往前走。我写小说没有什么提纲,大体知道要写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会列出几个人物来,人物于是开始行动,开始走,很多时候写的过程就走样了。

比如祁同伟,写着写着觉得不对了,觉得没有人审判他,就改掉了。像李达康,本来是作为腐败分子设计的,写着写着觉得这家伙不能腐败,应该让高育良腐败,就改掉了,因为人活起来了。

要把人写活,就要了解他,了解生活。比如写的这个人是市委书记,你要对市委书记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很了解,瞎编是不行的。我有大批这样的朋友,从省部级干部,到一些下面的小官员,很多都能交朋友。

创作官场小说时,我也是随着腐败问题越来越深入,看法也在不断转变。一开始我写《人间正道》时,贪污腐败比较少,干部相对比较清廉,有些人最多就是混混日子,不干活。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好转,腐败分子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写官场小说,也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要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一些希望,让他们看到前方不远处的光明,尤其是近年来腐败严重的情况下,更是要追寻心中的光明。

我很关心这个时代,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希望改革开放在我们这代人或者在下一代人手上失败。不希望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局面再出现。因此我的文学一直密切地盯着时代的变化,既肯定它好的一面,同时监视它坏的一面。出现了问题,及时发出警报。

我在创作时谈不上什么顾虑,如果说一个作家一开始写作怕这怕那,那你别干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直面社会的矛盾、社会的痛点,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如果你假装看不见,那么你的作品就很虚假、虚伪。

在作品中,我都写到了民营企业的困境,一个是小服装厂的老板,一个是钢铁厂的老板,都是把企业搞垮了,这也是几年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你见到了,就应该在作品中有所表现。

谈王立科:想不到他会对号

王立科会对号,我是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他讲《人民的名义》对公检法公安干警进行了污蔑,有很大的负能量。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一件事。正在热播期间,大概播到11集吧,突然间导演李路找我,说最近出了点事你知道吧。我说什么事,他说公安那边来电话,要求把所有涉及公安的鸣谢全部拿下来。

公安兄弟给我们这个戏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鸣谢第一个就是公安厅,下面一大串鸣谢公安。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据说有领导很恼火,大发雷霆,我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拿掉吧。

拿掉以后我以为这事就完了,后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过马路小心一点,别碰上车祸,我知道这是有人对号了。后来才知道,李学政到多年以后,就是王立科出事以后,他才把这个事捅出来。

这部剧引起了很多单位和部门对号,但是也有好处,文艺作品本来没有改变社会的功能,但是《人民的名义》做到了,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丁义珍式的窗口,改变了不少,再比如说公安参与经济纠纷,后来很多地方公安部门下了文件,不准介入民间经济纠纷。

我以前写历史小说,没有这些事,但是从我搞当代小说创作,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就有人对号入座。所以我还是无所谓的,没有办法,你选择了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作家和编剧,你就要面对这些压力,这很正常。

谈挂职:改变了文学创作方向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做过一年的副秘书长,那短暂的一年,改变了我的文学创作方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进入了当代题材小说的写作。因为这一年里,我在研究这个体制,市委怎么运作的,政府怎么运作的,一些政府决策如何落实到基层去。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权力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时我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有一台车。我学开车的时候,因为眼睛色盲,红灯亮了看不见,哗就冲过去了。把那个警察气得要死,挥着小旗就走过来了,还没到跟前一看那个车,然后一个敬礼,放行。

后来我好多次说,我们很多官员的失足,就是从第一次违法没有得到禁止开始的,如果第一次得到禁止,如果那个警察吊销了我的执照,罚款,我就老实了,后面再也不敢违法了。

这就让我理解到了权力对人的侵蚀,非常重要。它对我后来的十几部当代小说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一课,等于是独立式研究生,研究政权,研究权力的运作和权力对人的影响。

我曾提到过退休,事实上作家、编剧怎么可能退休呢,除非倒下不干了。那么我说退休了,不写了,是讲反腐题材不写了,这类题材现在是没法做的,做得不好就要赔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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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

责任编辑: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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