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决定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5年 有为政府该怎么做？

林毅夫：决定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5年，有为政府该怎么做？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齐心协力，抗击肺炎疫情。各个地方也在加班加点，为明年全国人大即将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在各个地方的落实做好准备。我倡导的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因此，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谈谈怎么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为各个地方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十四五”规划的三个鲜明特征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会从15%增加到34%。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南京、武汉、宁波、无锡、常州、鄂尔多斯，总人口达1.5亿；同时也有像甘肃、山西、云南等等，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地方怎样根据各个地方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来制定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这是各位关心的课题，也是奉行“知成一体”的新结构经济学所要思考的课题。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上述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

但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为什么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因为只有发展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才会最低，这是构成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市场上面的竞争不仅是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除了生产成本以外，还包含决定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好坏的交易成本。

怎么样让企业家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成本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以及怎么样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前者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些要素在这个地方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就应该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那资本就要相对便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要素价格体系，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多利用那些丰富的、廉价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贵的要素，企业家选择的技术，就会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技术，所进入的产业就会是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怎么样才能形成能够充分反映各个地方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就要求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是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市场”，这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制度基础。

不过竞争的市场固然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这影响到的只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和所要发展的产业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企业家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政府帮助协调或有政府来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除了有效市场之外，还需要有“有为的政府”，根据各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家把当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所以经济要快速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两只手都要硬。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因势利导”和“倒弹琵琶”

各个地方在“十四五”期间，怎么运用按照当地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制定规划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如何操作？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这三个维度是：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经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前沿，还是在全国全世界的内部，和前沿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丧失比较优势？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半年、一年、18个月的研发就可以有新产品、新技术，还是长周期，要得到新产品新技术这个研发，要10年、20年有的甚至要30年，才有新产品新技术？新结构经济学根据这三个维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5种不同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类型是追赶型，这种产业当地现在有或者正准备进入，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质量比较差，价格比较低，固然也有市场需求，并且能盈利，代表在这个水平的产品市场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和发达的国家的产品比，价格差了好几倍，像一些装备、工作母机，我国的卖100万美元，瑞士、德国的可以卖300万美元、500万美元，这样的产业属于追赶型。

第二类领先型，我国的产品、技术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家电产业、华为生产的5G通讯设备等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转进型，通常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过去是世界领先，但是由于工资上涨非常快，我国在这类产业中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这类产业称为转进型是因为有部分企业需要进入到附加值较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建立品牌，从事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那部分必须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内地，或是海外去创造第二春。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品、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通常半年、12个月、18个月，就有一代新产品新技术。由于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最重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包括高科技人才和对市场方向把握非常好的企业，金融物资资本所需相对较少。以“人、机器、资源智能互联”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大多集中在这种换道超车型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以后二三百年的发展和积累，金融、物质资本比我国丰富，但是在后天的教育以及先天的天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本上我国没有什么劣势，所以，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换道超车型产业上，我国和发达国家可以齐头并进，并且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华为、中兴、大疆、科大讯飞、阿里、腾讯、百度。在这些产业上我国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竞争。

第五类是战略型，这种产业和第四类换道超车型产业特性正好相反，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长，10年，20年，有时候更长，要有高人力资本投入，也要有高金融、高物质资本投入。我国即使跨过12，7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比于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多美元，我国也不过只有1/4不到。在这类产业上我国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类产业影响到国防和经济安全，不能没有，否则国防安全会受到威胁，经济上也可能会像目前一些核心芯片那样出现被“卡脖子”的情形，所以，我国也必须去发展。

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