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吉五行大义（怎么怎么看手相）

被欧洲称为"中古重要书籍”的《五行大义》是谁写的吗?

箫吉是个奇人，说他“奇"主要是他能未卜先知。如果按现代人的眼光对此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是非常相信这些人的话的，甚至这些人在朝庭中还有相应的官位，如钦天监、司天台、巫祝等等。其实在这一行当中，古代还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的。如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等等。

萧吉也和他们一样，也不是那种凭忽悠，骗人几个小钱的江湖人士，他凭自己的博学多才，硬是把“看风水，观星相”这一行当，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写成了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五行大义》。书名非常高大上，内容也十分了得。这本书被英国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评价为“关于五行的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五行学说那可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它不仅渗透到诸子百家，而且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仅如此，萧吉还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成功地帮助杨广取得了太子之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对隋朝的兴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萧吉出生高贵，来头可不小。他生于齐梁宗室，祖父是梁武帝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萧懿可是南齐一代名将。据说他的家族与汉丞相萧何五百年前可是一家人。杨坚建立隋朝后，封萧吉为仪同，工作就是考定“古今阴阳书”。通俗地讲就是整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黄帝阴阳》《诸王子论阴阳》《阴阳婚嫁书》等。这可不是萧吉想要的。萧吉性格孤僻，非常清高，他自认为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像诸葛孔明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有一次太子杨勇对父亲杨坚说家里闹鬼，有很多鼠妖。杨坚也很重视，就派萧吉去降妖捉鬼，不料萧吉装模作样地上演了“东宫赶鬼”的闹剧。本来杨坚夫妇就对太子杨勇的印象不好，通过这么一折腾，更加坚定了杨坚废太子的决心。这样杨广就顺利上位了。其实，萧吉和杨广私下里早已达成协议，有了约定。萧吉不过是借此机会充当了鼓手罢了。

萧吉的生平事迹

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北周宣帝宇文赟（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上不太顺利。《北史》本传说：“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游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而上书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 “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会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不过，《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

文帝“恩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杨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 杨广即位后（605），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齐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

萧吉的主要作品

在萧吉本传中，著录了萧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们是：《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十二卷，《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板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现根据有关目录对其内容作大致的推测。

一，《金海》三十卷。

《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萧吉撰”；《旧唐志》兵书：“《金海》四十七卷，萧吉注”；《新唐志》兵书类：“萧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金海》卅七卷，隋萧吉撰”。著录的卷数互有差异，亦有“注”“撰”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其真实性。据各目录分类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兵法专书。顺便指出，萧吉虽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孙子》，则无确证。

二，《相经要录》一卷。

《隋志》五行部：“《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通志略·艺文略》五行三：“《相经要录》三卷，萧吉撰”。“相”类文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相人》、《相宝剑》、《相六畜》等。萧吉在《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一节中也提到并引用过《相经》中的文字，因此这部《相经要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讨论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关系方面。

三，《宅经》八卷。

《旧唐志》五行部紧接“《五行记》五卷，萧吉撰”下，有“《五姓宅经》二卷”；《新唐志》五行类亦于“萧吉《五行记》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通志略·艺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经》一卷，萧吉撰。”虽然卷数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术数类二，有《宅经》二卷，《提要》：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谭廷献《复堂日记》五云：“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齐人’云云，盖唐人书。”此《宅经》可以肯定不是萧吉所撰之《五姓宅经》，但内容应大同小异，都是以阴阳之理来判断家宅方位的优劣。

四，《葬经》六卷。

《旧唐志》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萧吉撰。”同名书现存数种，《艺文略》五行四有“《葬经》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葬书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萧吉本传中也曾提及萧吉对葬法的造诣。

五，《乐谱》十二卷。

《隋志》乐部：“《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又：“《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旧唐志》乐部：“《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新唐志》乐类：“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艺文略》乐类第三：“《乐论》一卷，萧吉。”《隋书》卷七八，《万宝常传》：“开皇之世，有郑訳、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隋书》律历志上征引了萧吉《乐谱》四段文字，亦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一“经编乐类”所收“隋萧吉撰《乐谱集解》一卷”中。以上几种书为同一类著作，都是讨论南北朝以来音律学上的各种问题。南朝萧梁时代，音律学的研究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武帝就著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等。萧吉的著作可能是对南朝音律学的某种总结。

六，《帝王养生方》二卷。

《隋志》医方部：“《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见著录。

七，《相手板要决》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经》六卷”，无作者；《艺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书下附记：“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手板（版），即笏板。臣见国君时用以记录国君口头命令和旨意的细长木板。根据手板（用白直檀、刺、榆、桑制成）的长短、宽窄、厚薄、形状、纹理来预卜吉凶、富贵、灾祸的方法，据说出于汉朝萧何，到六朝时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系统的理论。《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经》一卷（作者阙名），收录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萧吉所作《要决》，估计也是对这一制度和技术的总结。

八，《太一立成》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飞鸟立成》一卷”，无作者，可能即为萧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类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宫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顾名思义，“立成”应为“要略”、“简说”之类。全书的内容、体例已难以窥知。

以上是本传中提及的八部著作。虽然已经全部亡佚，却说明萧吉学问所涉猎，除阴阳五行外，还包括了兵法、相学（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医药等广阔的范围，本传赞其为“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之人，确非妄语。另外，《宋志》兵部，有“《孙子》三卷，萧吉注”（原注：“或题曹萧注”）；《通志略·艺文略》兵家，有“《孙子兵法》一卷，萧吉注”；《艺文略》五行类，有“《洪范五行消息诀》一卷，萧吉撰”，等，未见传世。

萧吉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五行大义》。

但该书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和《文献通考》，却以“《五行记》”之另名，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中；《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正式称为《五行大义》（《宋志》五行部著录时作者为“萧古”。按，“古”当为“吉”之笔误）。这似乎说明《五行大义》具有未定稿的性质，当时并未确定正式的书名，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至于643年李延寿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书》时，尚不知（或忽略了）萧吉著有此书。另外，该书未定稿的性质，在目录的用语上也表现出来。如：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

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

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就此分为”几段云云，显然不应在一部已经杀青的正式著作的目录上出现。据此，笔者判断今本《五行大义》是一部尚未最后写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义》一书在唐、宋时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旧唐志》、《新唐志》著录了“萧吉《五行记》五卷”，即是其证。《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新唐志》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记》无疑就是《五行大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会昌二年（842）正月，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见王溥《唐会要》卷十“九宫坛”条。

萧嵩，或为“萧吉”之笔误。据《旧唐书》卷九九本传，萧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女亲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加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与萧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辈份也不对。按《开沙萧氏族谱》的世系记录，萧吉是萧何第二十八世孙，萧嵩则是第三十三世孙，尚在萧吉六世以下。王应麟编《玉海》时就纠正了这一笔误。卷六二《黄帝九宫经》条：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会要》会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

以上关于“九宫”的引文散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论诸神”一节。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暧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一释名”之二，“论支干名”。其文为：

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暧昧也，故曰：“暧昧於未”。《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

《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气则有间，故水或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又曰：土苞四德，故其体兼虚实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二辨体性”：

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太平御览》卷二八“时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论》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两段引文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二“第四论相生”之三，“论四时休王”。

《太平御览》所引《五行大义论》，可能就是《五行大义》在宋代的一个流行本；与今本字句虽略有差异，但应即为萧吉所著之同一书。这也说明《五行大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尚流传于一定范围之内。同时，这个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脱脱、阿鲁图等人于1343～1345年间修撰《宋志》时著录的那个本子。但稍早于脱脱等的马端临在元代中期编著《文献通考》时（马氏自序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却未提到《五行大义》，则说明原书已经在983年以后散佚。《宋志》的著录仅是存其书目而已。《宋志》的著录是中国正史中对该书的最后一次著录。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才由德清许宗彦根据日本林述斋《佚存丛书》所收之《五行大义》翻刻回来。一个亡佚、复归的间隔，竟长达460年！不过，湮逝的岁月也成就了《五行大义》的特殊地位：书中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奉化有什么别名?这些名称有什么历史渊源?

奉化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宁波市区南面，介于北纬29°25′～29°47′、东经121°03′～121°46′之间。东濒象山港、隔港与象山县相望，南连宁海县，西接新昌县、嵊州市和余姚市，北交鄞县。省道甬临线、江拔线、浒溪线，沿海国防公路穿越其间；宁台温高速公路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剡江、县江、东江等河流贯东西南北，内河航线109公里，外海航线连我国沿海各港口；市区距宁波30公里，距宁波栎社国际机场15公里，水陆空交通便捷。西部处于天台山脉与四明山脉交接地带，多高山峻岭，黄泥浆岗海拔976米，为境内最高峰；东北部地势平坦，河网纵横，属宁奉平原的一部分；西南多山区和河谷，沿海尚有小块狭长低平地带。全市地貌构成大致为"六山一水三分田"，东西长70.5公里，南北宽42公里，陆地面积125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61公里，岛屿24个。

奉化属亚热带报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年均气温16.3℃，降雨量1350至1600毫米，日照时数1850小时，无霜期232天，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奉化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耕地30多万亩，山地120多万亩，可开发内河水力资源2.68万千瓦，湖汐资源14万千瓦。矿产以花岗岩和紫砂泥为主。野生动物有云豹、黑麂、穿山甲、白颈长尾雉、虎纹蛙、鲳鱼、蚶、牡蛎等1600余种，其中海洋鱼类120种。野生植物有樟、栎、杜仲、凹叶厚朴、金钱松、三尖杉、云锦、杜鹃等180科，1500余种。

奉化是一代伟人蒋介石总统的故乡。自唐代建县以来，区划多有变动。2001年，配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乡镇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现辖9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人口49.1万。

奉化1978年以来，奉化人民沐改革开放之雨露，集思广益，勇于开拓，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硕果累累。1995年，奉化跻身于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行列，2000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6.60亿元，完成预算内财政收入4．19亿元。

奉化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东海之滨，是宁波市副中心城市，全国甲类开放区。全市陆地面积125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6平方公里，人口47.94万，辖6个镇、5个街道。

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百亿元，达到111.0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31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1%和17.3%；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2.92亿元，增长14.5%，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5.98亿元，增长35.7%；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1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225元，分别增长11.0%和7.6%。首次进入全国“双百强”县（市）行列，位居“经济百强县”第91位，“综合百强县”排名比上年跃升21位，列第62位。

奉化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溪口雪窦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早在汉代就有“海上蓬莱”之誉，拥有“浙东第一瀑布”千丈岩飞瀑和各种奇峰幽谷、山岚水色，更有被誉为“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雪窦古刹和蒋氏故居等一系列人文景观。“全球生态500佳”滕头村是一个集生态环境、效益农业、教育实践、农村示范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江南田园美景，令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市内星级宾馆和高档娱乐、休闲场所等旅游配套设施齐全，2004年全市共接待中外游客390万人次以上，旅游门票收入6464万元，旅游经济综合收入12.5亿元。

奉化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一。市内自然条件优越，地方特产众多，经济作物品种丰富，形成了水蜜桃、竹笋、芋艿头、花卉苗木、草莓、海水养殖六大主导农产品，“琼浆玉露”水蜜桃、“罗汉圣果”芋艿头等享誉中外。1996年以来，奉化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水蜜桃之乡”、“中国芋艿头之乡”、“中国草莓之乡”、“中国青梅之乡”和“中国花木之乡”，是浙江省重要的海水产品养殖基地。奉化工业经济发达，形成了以电子、服装、机械、食品、生物化工等5大产业为支柱的地方工业体系。奉化是 “红帮”裁缝的故乡，服装工艺精美，拥有“罗蒙”、“爱伊美”等著名企业和服装品牌，享有“中国服装之乡”美誉。以振兴民族信息产业为己任的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手机重点生产企业之一，年产“波导”手机1000万台以上，2004年居品牌手机国内销量首位。

奉化市连续3年被电机电子同业公会等机构评为大陆最佳投资区，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客商来奉投资创业。

五行里“水”克“金”,有这说法吗?请指教!

一到十，是中国的十个基本数字，也是汉字，又用以组词。这些数字及其组成的词语，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今摘要而漫谈之。

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

一，是原始的记数符号，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汉字。古代记数，一二三四都是画横来表示。宋徐灏的《说文解字笺》说：“造字之初，先有数而后有文，一二三亖，画如其数，是为指事，亦为象事也。”

指事，是许慎解说文字的“六书”之一，即“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象事，也即“象形”，象不同数量的横条。

由数字“一”又引申出“全，满”（如“一身正气”）“相同，一样”（如“一视同仁”）“纯一，纯正”（《尚书》篇名有《咸有一德》）等意义来。又可引申出“专一”之义。

《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名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指用功精深；一，指用心专一。这十六字被儒家奉为励学处事的思想方法。

既然“一”就是数字1（后来中国采用的阿拉伯数字），本来也并无深意。可是中国古代哲人是善于想象的：既然“一”是数字之始，那么它就可以比喻世界、万物之始。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部》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种认识大概本于道家学说，《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不过是想说，宇宙万物的起源，是由一个元初之气（道）开始，由单纯到复杂，从无到有，而用数字模式概括出来。

这很笼统——也许越笼统就越少漏洞，就越接近于实际。宇宙起源，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企图认识世界而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之一。

当今最通行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谓宇宙是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太初状态演变而来的。而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单凭坐地观天、冥思苦想，而能得出与此类似的“道生一，一生二……”这样的认识，也实在很不容易了。

至于“一”又引申出“统一”“一概”“一旦”“或”等诸多意义，皆自然之理，兹不赘述。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

需要提及的是，古人大概是为了强调“专一”义的重要、可贵，在“一”之外又造了一个“壹”字，古字写成，许慎《说文解字·部》：“，专也。从壶，吉声。”其字之所以从壶，宋徐锴《系传》释为：“从壶，取其不泄也。”即说其造字之理：（壹）之所以偏旁为壶，是取其严密而不泄露之意，故其义为“专一”。

这样，“一”字的“专一”、“等同”“统一”“确实”“一旦”等意义，就往往也用“壹”字表示，显得郑重些。后来，“壹”又作为“一”的大写，以防止文书之改窜作假行为。

二，与“一”同理，原写作两画，比“一”多一，如“独一无二”。引申为“两样，有区别”，如“口不二价”。又引申为“相比并”，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辩士蒯通称赞韩信为“功无二于天下”。

二，是两个“一”，因有“倍”义。清蒲松龄励志联上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百二秦关，出《史记·高祖本纪》田肯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清同治十一年成都书局刊本《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说：“古人谓倍为二。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齐得十二，言十倍也。”即说，秦兵一万，借地利之便，相当于诸侯兵百万；齐兵一万，借地利之便，相当于诸侯兵十万。

难怪韩信为刘邦南征北战，到了齐地，便产生野心，要求当齐“假王”；而刘邦也将计就计，先封他做真王，而借其军力消灭项羽，然后宁可让他衣锦还乡，改做楚王，也不许他留在齐，以免重新形成“东西秦”的局面。

“一”既有“专一”之义，“二”则有“不专一”之义；而对人的“不专一”，就是不忠。《管子·大匡》：“今彭生二于君。”“二于君”即不忠于君。“不忠”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背叛：“二心”即是背叛之心。

如《文选·张衡东京赋》“于时蒸民，罔敢或贰”薛综注：“言是时众民无敢有二心于莽者。”是说当时百姓没有敢对王莽怀有背叛之心的。

《老子》第四十二章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则古人认为，一是元初之气，二是阴阳二气。在古人眼中，这“阴阳二气”可了不得，是化生万物的根源。“阴阳”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颇大，《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就载有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论阴阳的趣事。

“二”的同义词是“两”，常用于成对的人或事物以及同时出现的双方，如“两全其美”“两相对比”。

《尚书古文疏证》

有趣的是，古人又造了一个与“二”同音的“贰”字（后作为“二”的大写），作为“二”的诸多引申义用字，如“副，居次要地位的”（古副长官叫贰，太子叫储贰）“辅佐，做助手”（《古文尚书·周官》有“贰公弘化”：辅佐公扩大教化）“再，重复”（《论语·雍也》孔子夸颜回“不贰过”）“匹敌，比并”（成语“参天贰地”）“不专一，有二心”（如“携贰”）“背叛”（如“逆子贰臣”）等义，使用频率很高，“二”的引申义用字几乎全被“贰”取代，很引人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古汉语中说“两次，第二次”，用“再”而不用“二”。如《左传·庄公十年》载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人“日再食”（每天吃两顿饭），不说“日二食”；“一而再，再而三”，不说“一而二，二而三”。

三，当然原本就是三横，表示三个、三次，如“二桃杀三士”“事不过三”。但“三”就比“二”有趣多了。因为三个点能确定一个平面，所以古代的炊爨蒸煮器鼎、鬲（lì）、甑（zènɡ）等多是三足的，故称三种并立的为“三足鼎立”。

《国语集解》

古人又以“三”代称他们认为重要的三种事物或人。如“三”可指天、地、人。《国语·周语下》：“纪之以三。”韦昭注：“三，天、地、人也。”又可指君、父、师。《国语·晋语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韦昭注：“三，君、父、师也。”又称“君、亲、师”。

又指三星，即夜空中明亮而接近的三颗星，有参宿三星，心宿三星，河鼓三星。《诗·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毛传：“三，心。”

又可指三皇，传说中上古三帝王，一般指伏羲、神农、黄帝，也有指伏羲、神农、女娲的，等等，言人人殊。

也可指三王，即夏、商、周三代之君。《汉书·司马相如传下》：“上咸五，下登三。”颜师古注：“言汉德与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之上也。”

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二”称阴阳二气，便用“三”称能生万物的和气。即《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因为“三”比“二”多，古人便以“三”代指多。《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治理国家），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三致志,即多次表达心志。三思，指再三思考。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孔子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论语新编译注》

“三”所指代的“天、地、人”又称“三才”，《易·说卦》在解释卦有“六爻”时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说文解字·王部》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其实孔子和董仲舒都错了，他们是就较晚的“王”字形说字义的。甲骨文“王”像刃向下的斧形，象征王权，不是“一贯三为王”。

“三”还是姓氏，据《广韵·谈韵》说，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后代，或是三乌大夫的后代。何为三闾大夫？此战国楚官名，掌楚王昭、屈、景三姓贵族，屈原曾任此职。闾是里门，也代指里（古以二十五家为一里）。盖此三姓贵族各居一闾，而屈原掌之，故曰“三闾大夫”。

四，本来是四画：亖。后来借一个表示“鼻涕”义的同音字“四”（后作泗）来代替。可是古书中“亖”还是那样写的，后来人只认识“四”而不认识“亖”了，就有时误以为它是“三”，多写了一划。

《春秋左传注》

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晋楚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国语·楚语》也记为“则三萃以攻其王族”。韦昭注为“萃，集也。时晋有四军，言三集者，中军先入，而上下及新军乃三集以攻也”。

可是清学者王引之注意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回忆苗贲皇的话是“吾乃四萃于其王族”，王引之认为二者必有一误。

于是他说：“‘三军萃于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当为 亖。《说文》曰：‘亖，籀文四。’郑注《觐礼》 曰：‘古书作三四，或皆积画．字相似，由此误也。’晋之四军合而攻楚之中军，故曰‘四军萃于王卒’，又曰‘四萃于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学者多见三，少见亖，故亖字误书作三。”这是“四”字古作“亖”，而给读古书的人带来的小麻烦。

人们对“四”这个数字，非常容易感到亲切。

首先，人有四肢，又称“四体”，是人赖以生活、劳动的重要器官。有古隐者批评过孔子“四体不勤”。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地有四方：东西南北。又有四维：指大地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大地的四隅，也有四根维系大地的绳子，叫做四维。

《列子·汤问》记载这样一则神话：“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后来人们认为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规范，于国家最为重要，如同维系之使其不至倾覆的大绳，故亦称“礼、义、廉、耻”为“四维”。

《后汉书》

还有一个小故事叫“四知”：《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赴任东来太守，道经昌邑县，他原所举拔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至夜怀金十斤以赠杨震，杨震拒收，王密曰：“深夜无人知。”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而退。“四知”遂为廉洁自持、不受非义馈赠的典故。

讲文学的人又有“四始”之说，一般指《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有人说“之乱”二字是衍文）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汉字音调有四声，古四声是平上去入，今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另外，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意音文字，双音节、四字格两两相对，四声相错，往往能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故古代多四言诗，成语也多是四言的，构成了汉语文的显着特点。

又有“四大”，道家以道、天、地、人为四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原文误为“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见解，显然是富于民主思想的：王只是“人”之一。

后来孟子又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民”抬到君王之上去了。

孟子邮票

数字“五”就不像一二三亖那样“积画而成”了，那就太笨了。它是借当交叉讲的“纵横交错，交午”的“午”来表示“四加一的和”这个数的。其字原来像×，后来上下加两横，又隶变为“五”字。

“五”是中国人情有独钟的数字。它是星名，二十八宿中的昴宿。讲“三”时举过《诗·召南·小星》：“嚖彼小星，三五在东。”三五，指参宿和昴宿。

“五”又一般指春秋五霸（五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缪公。

人有五官：耳、目、鼻、口、心，又有五体：四肢及头。匍匐于地表示敬佩，叫“五体投地”。

中医称心、肝、脾、肺、肾为五脏，称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六腑。其实腑、脏（臓）一事，因为它们的语源字“府、藏”义近，都是仓库。《说文解字》把“府、藏”分别解释为“文书藏也”“兵车藏也”，藏（zànɡ）即仓库，储存东西的地方。

古医学认为五脏六腑是储藏气血、水、食物等物的器官。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是五谷，有多种说法，一般指稻、黍、稷、麦、菽（豆类）。

五音，指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徵（zhǐ）、羽。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加上变宫（7）、变徵（4）为七音。

古人讲究五福——五种幸福，出于《尚书·洪范》，是殷贤人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治国纲略时讲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尚书大义》

于是中国民间过去流传一种吉祥图案：五只蝙蝠围着寿字或桃子，寓意多福多寿。蝙蝠之蝠与福字同音，故以五蝠代表五福。儒家五种重要的经书叫“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

又有“五服”之说，指古代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古人以丧服的轻重来区别亲戚的亲疏，怪不得老人常会告诉儿孙：“我们与他家亲属关系远，都过了五服了。”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观念，是五行学说。何为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学者认为它们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其实，五行只是先民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对物质世界构成的十分粗浅的原始的直观的认识，正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物质组成的四种元素是土、风、水、火，古印度学者认为是地、水、火、风等一样，都谈不上有严密的科学性。

举例来说，火是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并非物质；金是金属，种类不同；土中也包含各种不同的物质；而风（空气流动的现象）根本就不是什么物质。可是中国的古人创造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明朝各代皇帝取名即按五行相生原理）；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大义》

说得似乎条条是道，符合一般常识，不由人们不信，以为是天下至理。其实细究起来，很有些是靠不住的，如说“金生水”，金属哪里能生水呢？不过是夜间金属温度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之凝结为水，古人不晓，以为金能生水，于是汉朝人造金铜仙人捧露盘，以得“明水”——古代祭祀所用的净水。《周礼·秋官·司烜氏》所谓“以鉴取明水于月”。

但这种理论足以说服绝大多数人，使之深信不疑。于是“五行”理论几乎被应用于万事万物。

举例说，地有四方，学者用“五行”理论去附会，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可是“五行”余一，于是只好再添一个方位：中央属土。天有四时，学者用“五行”理论去附会，春季属木，夏季属火，秋季属金，冬季属水，可是“五行”余一，于是再添一个“季节”：季夏属土。

古人在四季用不同的树木取火，以驱除疾病，叫“变国火”。《周礼·夏官·司爟》说：“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引古学者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与四时并列。

又如宋杨万里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六月中”，为何“风光不与四时同”？明白了古人把“五行”与四季相配的道理，就可以理解了。

李苦禅绘映日荷花别样红

古人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为五常，也把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质叫作五常（今黑龙江省有五常县）。而儒家学者也有人用水、火、木、金、土来附会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孔颖达《乐记》疏所谓“谓五常之性者，若木性仁，金性义，火性礼，水性智，土性信”云云，实无道理与必要。至于中医，也套用五行相生相克之理，但它自有从实践而来的调剂、圆通办法，又有中药、针灸等辅助，所以沿行至今，而每每有效。

六，有人说也是个假借字，是借用同音字“入”字表示比五多一的数，可能如此。

过去讲《易》卦，阴爻称六。如《易·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初六，就是该卦的第一个阴爻，因为阴数是六与八，六为老阴，八为少阴，故谓阴爻为六。后因以六为阴之称。

天地加上四方，共有六面，故称，指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李白《古风》其三：“秦王扫，虎视何雄哉。”

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汉以来无《乐经》，古文家以为《乐》毁于秦始皇焚书。又有“六艺”，有两个意义，一是即指“六经”，二是指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礼、乐、射、御、书、数。韩愈《师说》“六艺经传，皆通习之”，显然是指“六经”。

《三让堂六经全注》

人有六亲，说法不一，多指父母兄弟妻子。“六亲不认”在中国民间可是十分严重的罪名。

“身怀六甲”指妇女有孕。为何叫“六甲”？没找到合理的解释。但笔者排列干支：十天干“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得从“甲子”到“癸亥”六十个干支表示的数字，一共六排，每排十个数字，分别由“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开头，莫非此为“六甲”乎？则“身怀六甲”是否指妇女怀孕有日呢？猜测而已。

七，有学者认为即是“切”的初文，借来表示比六多一的数字，再在“七”旁加“刀”造成“切”字。

七，又是赋的一种，亦称七体。创始人为汉初文人枚乘，赋中写楚太子因过度安乐而病痿不起，吴客前去探病，侃侃而谈，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精析学术等七事，讲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使太子逐渐振奋，最后涊然汗出，霍然而愈。于是后世文人纷起效法此体，形成赋中的“七体”，简称为 “七”。

七月七日夜，称为七夕，是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美好爱情的的象征。白居易长诗《琵琶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名句。

《诗经·豳风·七月》以首句“七月流火”而得名，是一首写西周农民生活的民歌，诗风沉重哀婉，为文学研究者所重。

《诗经新释》， 富金壁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2月版。

八，有学者说，古字像两人以背相对，表分别义，即是“分”的古字，后借来表示数字“八”，遂加义符“刀”成为“分”以表分别义。

八方，是在“四方”的基础上的细化，即四方和四隅。八风，指八方之风，说法不同。

八音，我国古代不同质材所制的八种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细说之，金，钟镈（bó，小锺）；石，磬；土，埙（xūn，陶制椭圆形吹奏乐器）；革，鼓鼗（táo，拨浪鼓）；丝，琴瑟；木，柷敔（zhùyǔ，奏乐开始时击柷，终止时敲敔）；匏，笙；竹，管箫。

说到“八”，不能不说“八字”。过去占卜者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时辰，相当于现在两小时），各配以天干地支，每项两个字，合称“八字”，据以推算人的命运。

认为“八字”不同，命运各异，祸福寿夭，皆由“八字”命中注定，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别的不说，难道人“八字”各不相同吗？有此偏见，主要是因为古代人少，所居地域狭小，见识有限，故认为人的生辰各不相同。

《四柱八字推命书》

以今观之，据2013年4月统计，全球每秒新生4.1人，两个小时7200秒，每个时辰就有两万八千多名婴儿诞生，按旧的说法，他们的“八字”都是相同的，难道命运都相同吗？现在某些中国人还笃信“八字”，无乃太愚昧了吧？

通过观察、体悟，古人发现并总结出男女发育及性成熟衰老规律：“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掉乳牙），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张守节正义）。看来还是合乎古人身体状况的。

至于为何女七男八，也许女性生理发育较男子早些？很难说有什么奥秘。

九，有学者认为本为“肘”的初文，像臂肘形，借来表示数字九，又给“臂肘”义另造“肘”字。

九又泛指多数，清汪中《述学·释三九上》：“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

故“九死”犹万死。《楚辞·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九牛一毛”比喻极其微小，微不足道。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九是最大的阳数，故《周易》以阳爻为九。如《易·乾》：“初九，潜龙勿用。”初九，即该卦的第一个阳爻。而九五，《易》卦阳爻的第五爻，指卦象自下而上第五位。《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比喻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因以“九五”指帝位或帝王。

《周易》

古代分中国为九州，故“九州”为中国代称，又称“九域”。古人以为天有九重，故曰“九天”。人死葬于地下，深处有水，故曰“九泉”。

传说中我国有古书名叫《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

十，《说文解字》释为“数之具也”，意思是基数的完备。《易经》把一到十看成基本数，分为天数、地数。天数指一、三、五、七、九诸奇数，相加为二十五；地数指二、四、六、八、十诸偶数，相加为三十。

《易·系辞上》：“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意思是有了这十个天地之数，就可以变化无穷，驾驭万物了。

“十”既是“数之具”，就可以表示多、完备。什么都好，是“十全十美”。古曲有“十面埋伏”，描述汉军全面包围楚军。达到极点，是“十分”。如宋卢梅坡《雪梅》诗其二：“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十分春，是极致之春。

《孙子兵法新注》

“十”与其它数一样，可表倍数。指十倍。如《孙子兵法·谋攻》：“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

国人常以一到十历数某事物特点。如形容泥菩萨：“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民国时期，人们归纳能当官的条件为：一笔好字（代表人的文化水平），两口二黄（能唱旧剧，风流潇洒，不迂腐呆板），三杯花酒（酒筵上能应酬），四季衣裳（好衣冠代表身份，不寒酸），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而不獐头鼠目，使人厌憎），六国出洋（留学镀金，加深资历），七方交结（广交朋友，门路通达），八圈麻将（应酬交际不可少的手段），九成糊涂（凡事不能求真，要会装糊涂），十分混账（要狡猾、阴险、损人利己）——可谓绘声绘色，切中肯綮。

读易经之前应该读什么书打基础?

工具书：《白话说文解字》、《训诂学》（万万不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易经文本最好少看现代翻译，自己查“义”和“意”，然后再回到原文体会）

了解：《复杂----混沌与秩序的学科》（或者讲复杂系统的其他科普书籍）、《周易知识通揽》（这本破除迷信，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易经）、《五行大义》（必读！！）、《干支历法--五运六气》（中国人最早的占验对象就是天文历法，干支历法实际上是对时间、空间、周期的阐释）

易经文本：通行本?帛书本，建议都看一下，通行本的卦辞、爻辞看细一些，蓍法那部分略

另外可以看看《断易天机》，毕竟《易经》是一本占验记录，蓍法看不懂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占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