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丧嫁娶是什么意思,黄历忌嫁娶可以结婚吗

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

有句顺口溜：自己的老婆自己的驴，任自己打来任自己骑，这就是古代妇女地位的写照。

哪位"仁兄"能否谈谈"中国妇女再婚问题"啊,急需!急需!

按照现代家庭法的观念，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都有另行结婚的权利。古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男性拥有再婚权，当属无疑，而女性行使再婚权，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骤然下降。文明社会以后的各种人类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将男尊女卑作为当然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妇女的各种权益，包括再婚权，也必然受到限制，中国古代妇女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明，在社会组织结构、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观念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应地，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演变历史也就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 《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在父亲鼓励下绝食而死和《祝福》中祥林嫂再嫁后的悲惨命运，作为艺术中的形象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省份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的贞节牌坊，更使人们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唏嘘不已。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妇女是被严格要求从一而终、决不可以 再嫁的。艺术作品、野史记载甚至某些思想家、家的著作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应该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

三年之丧的居丧制度

古代为直系亲属(父母或祖父母)服丧，称之为居丧。《礼记·杂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jī)悲哀，三年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居丧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谓不度。”

居丧之俗规定的礼节很多，《礼记》中《杂记》、《檀弓》、《曲礼》、《丧大记》、《闲传》、《丧服旧制》、《问丧》等篇都有记载。

饮食

其饮食“三日不食”，“既殡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卒哭后“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平时“丧不贰事”，“父母之丧不避泣涕而见人”，见人“非丧事不言”，“言而不语，对而不问”，“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丧者不遣人，人遗之，虽酒肉，受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葬礼。

居住

居父母之丧，其居处，起初“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绖带”，行卒哭祭之后，“拄楣翦屏，苄翦不纳”，过了小祥，“居垩室，寝有席”，大祥后“居复寝”，待举行过禫祭礼，才可以回到床上睡觉。

禁娱乐

丧(毕)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头有钊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葬，乃比于不兹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等等。

服饰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秦汉时期的居丧制度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晋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 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 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国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 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 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 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虽有父母死， 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 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 “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 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 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 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谐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 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 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 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 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 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 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遭丧不服”；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 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 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

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 罪。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 兄刘悦告发，结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刘贺则因居丧违礼被废去帝位。《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无子，大将军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 继承皇位。但刘贺在居丧期间，毫无“悲哀之心”，当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 前殿时，他居然让随从的昌邑乐人击鼓、吹箫、唱歌、演戏。而且还经常派 人去买猪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还与随从的昌邑官员一道偷吃祭灵用 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刚即位二十七天，他就开始与宫女淫乱。由于刘贺居丧 作乐、饮酒食肉及淫乐等丑行违背了居丧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 于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刘贺被废去了皇位。又据《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惠王刘乾因居父丧私下纳妾淫乐而获罪，被汉安帝削去王位。

汉朝对于遵守居丧之礼的贵族一般都给以赞美和奖励。如《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状。永宁元年，邓太皇增邑五千 户。”《后汉书·济北惠王传》：“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 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侧隐之劳。’”《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记载：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为此曾受到桓帝嘉奖，增封三千户。

居丧制度法制化

居丧制度作为强制性规范始于汉武帝，但整个两汉时期的禁约对象限制在王室诸侯范围内，法律上并未强制居三年丧。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晋时对于居丧违制的处罚大多并非出于法律或诏令之依据，而是出于“清议”。南北朝时期，居三年丧入于刑律。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不仅将居丧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条款被列入“十恶”罪中。至明清时期，居丧法律有所变革。

《唐律疏仪》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居期亲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礼》载：“凡丧三年者，百日剃发。仕者解任。士子辍考。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小入公门，不与吉事。”

制度沿袭

居丧之俗，历代沿袭。后世在居直系尊亲之丧中，有庐墓者。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中写道：徐庶的母亲死后，“徐庶葬母柩于许冒之南原，居丧守墓。”亦有久哀不绝者。《礼记·檀弓上》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还有不饮酒食肉者。《宋史·赵宗宪传》：“居父丧，月余始食食，小祥菇落果实，终丧不饮酒食肉，比御犹狒入者久之。”有不外游访友者。徐珂《清稗类钞·孝友类》：称连城张鹏翼笃信程、朱，行事遵礼，“居丧，疏食三年，不外游，不内寝，动必以礼。”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写道：娄府两公子听说萧山权勿用有“很高”的才分，便派家人的儿子宦成去请。不多几日，宦成来到萧山，“招寻了半日，招到一个山凹里，几间坏草屋，门上贴着白，敲门进去”，只见“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权勿用问明来意，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厚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再过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来会。” 述及居丧之俗，《后汉书·陈蕃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赵宣的人，守丧二十余年，一直一个人住在墓道之中。于是郡长官认为他是大孝子，推荐他做官。当陈蕃得知他有五个儿子，并且这五个儿子都是他居丧期间生下的，这就说明他违犯了居丧期间夫妇不可同房的规定，于是大怒，给他以惩罚。赵宣本想以居丧持久来哗众取宠，却不料身败名裂。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佛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宰我

宰我，以宰为氏，讳予，字子我，春秋末鲁国人。生于孔元三十年（西元前522年），卒于孔元九十四年（西元前458年），小孔子二十九岁，在孔子所列的四科之中，他属于“言语”科，而且排名在子贡之前，是“孔门十哲”之一。

子我能言善辩，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 《孔丛子·记义》中记载，宰我出使楚国，楚昭王要送一辆华丽的车子给孔子，宰我说，孔子“言不离道，动不违仁……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谓为夫子也。”说孔子对奢侈华丽的东西，以及娱心乱性的音乐，都不会接受的。于是，替孔子拒绝了楚昭王的礼物。孔子得知之后，对宰我表示称赞。

对宰我的认识，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关于《论语·阳货》中的宰我说改变“三年之丧”的问题。对此章宰予的做法，有三种解释。一是因为当时三年丧礼不再被人采用，宰予怕礼会失传，才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来引出孔子的责备，是通过孔子对自己的责备来给天下人指明大道。见皇侃疏引缪播语。二是宰予在讨论重新制订礼制的时候，见当时三年丧礼不被采用，认为存其虚名，不如顺从世俗而改成一年丧礼，并非宰予自己想要缩短守丧时间。见钱穆《论语新解》。三是宰予的话是出自本心。如朱子《论语集注》等。其中第一种解释最为可取。

三年之丧，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在《礼记·杂记下》中有详细的说法。守丧期间，因为丧父母之痛太深，所以，君子不忍心稻米饭，穿锦绣的衣服，即使听到音乐，不仅不会感到快乐，而且会更增悲痛之情，这本是出于人之常情。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却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去享乐，我们还能说他有仁爱之心吗？把父母去世都不当一回事的人，还能有淳朴之心吗？执政者自己不守三年之丧，是对父母失去仁爱之心；执政者在国内废除三年之丧，是不尊重人情。因此，三年之丧，不是为了守丧而守丧，其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能轻视。因此，不能说孔子的做法是保守。

第二，关于“宰予昼寝”的问题。对此的解说很多，一说是白天在卧室里；一说“昼”是“画”意，即粉饰卧室；一说早晨晚起；一说因宰予身体不好所以休息。笔者认为不必如此穿凿。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是懒惰的表现；本来有事却不去做，会耽误了事情。从人的感情来说，谁都有懒惰的可能性，如果自己没有理性来控制，就需要别人来加以督促。懒惰和懈怠一旦成为习惯，就像朽木污墙一样，后悔已晚，到那时再责备还有什么用？人们一般都把这样白天睡觉看作是小事，似乎不必责备，但是，如果不责备的话，对他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种责备具有督促的作用。人世间总是善于说的多，而言行能够保持一致、说到做到的人少。所以，不能只看一个人如何说就信以为真，更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观察别人是如此，我们自己的言行也应当如此。宰我是孔子弟子，有缺点错误而得到孔子的批评很正常，不必因此而贬低宰我。

孔子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韩非子·显学》中都记载了类似的话，但是，前者对宰我和子羽（澹台灭明）的品德和才能都是肯定的，后者却是否定的。从唐玄宗开元七年开始，宰我就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而被请到大成殿中，后来虽然由“十哲”发展成为“四配”、“十二哲”，宰我始终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历代朝廷的祭祀孔子大典中，宰我也享受着配享的待遇；历代执政者和历代先儒，并没有把宰我排斥在孔庙之外。因此，不能由此而贬低宰我。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我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他参与田常作乱而被陈恒所杀，但唐代司马贞疑此说把阚止（亦字子我）当宰我。因此，宰我应该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唐玄宗时，宰我被追封为“齐侯”，宋代追封为“临淄公”，后改称为“齐公”。

求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婚嫁全过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朝代在改变，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否也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呢？我们准备从各个朝代的婚嫁习俗的变化入手，根据各个朝代遗留下来的诗歌、文章等资料，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的不同的发展历程及表现。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1．夏商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

2．周朝

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 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

3．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2．汉朝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说文》云：“妻者，齐也”。这可以说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一个格言。那时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门在外，那么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门户，包括迎接宾客、宴饮宾客、出送宾客等活动，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交往。《汉乐府·陇西行》中说：“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就是当时人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种评价。汉代的妇女观较之前代是进步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

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四）隋唐时期——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敦煌有些唐朝民间遗留下来的“放妻书”，具有普遍意义。过去，我们印象中有“七去之条”，写离婚书的时候，男人通常写一严正声明，就把妻子休了。但这里将“去妻”改为“放妻”，范本饱含深情，说感情不谐没办法维持，只好痛苦分手，现在把你放飞，希望以后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这个事实证明男性已经放弃了俯视的姿态，两性关系趋于平等。

（五）宋元时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1．宋朝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2．元朝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

（六）明清时代——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愈发严厉和实际生活中再婚现象仍然存在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的阻碍。

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但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

五、心得体会

从漫长的古代妇女地位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母系社会中妇女地位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敬。但随着孔子男尊女卑思想的确立，儒家思想提出及妇女在婚嫁上的“三从四德”，到了其后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人们的重男轻女现象的日益严重。从一夫可多妻的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和孀妇再嫁这一问题却屡屡收到社会的舆论相对比，妇女地位一再地受到压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封建社会专制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妇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地位提高的渴望。无论是儒家思想的提出，还是民间世俗的缘故，妇女地位低下随着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脱离了低级的封建社会和对妇女的歧视，这体现在现代妇女的做为上，现代女性中出现了许多科学界、领导界的风云人物。

那么，造成女性不平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想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在经济上是不能独立的，也就是说，女性不能自力更生，需要依靠男性。所以男性对女性提出的不平等要求，女性不能反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跟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有关。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女性由于体力所限，是不能有有效贡献的；此外在农业社会，农民大多并不富裕，娶老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娶了老婆就当作财产关在家里，生怕“丢失”。而进入现代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解放女性生产力，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缩小了男女生产力差距。所以女性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才有今天的男女平等。

我们认为，现代的男女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一起构建和谐的社会，一起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女性应当自强自立、自尊自爱，扬长避短，用知识充实自己，积极参与、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建设。

忌嫁娶的日子能结婚吗

不宜

为什么黄道吉日上出现宜结婚姻和忌嫁娶- 问一问

据老人们说那个叫好哭痣,我也长了一颗,很小,稍稍化妆就看不出来了,怪不得我那么爱哭哦!

用眼线笔遮盖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