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的发展阶段,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

新闻史的发展历程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了。这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稍后，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两座学术高峰的耸立，熔铸着几代学人特别是戈公振和方汉奇两位巨擘的智慧和艰辛。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讲，1927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新闻学教育的兴起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

第一部新闻史专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解放前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时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陷于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

简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党性原则形成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的基本思想； －、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同办报活动中形形色色的非共产主义思想倾向作斗争； 二、党的机关报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手里； 三、党报党刊应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刊； 　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列宁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思想，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党性原则； －、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二、党报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三、党报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 四、党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同各种错误的办报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五、党的报刊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人来主持； 六、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成为全党的思想中心； 七、党的报刊“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思想。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无条件地服从和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旗帜鲜明，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

请问下世界新闻事业至今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分期的标志是什么呢...

1.口头新闻时代-----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6000年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亚洲西部的尼亚高原。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最能反映这种文明特征的是他们的楔形文字。

2.手书新闻时代-----《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在我国西汉出现.

3.印刷新闻---通常认为最早的记者出现在16世纪的威尼斯,1566年,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于意大利威尼斯

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的机器设备，德国出现了印刷行业。1609年第一张铅印新闻纸《报道或新闻报》诞生于德国,现代新闻产生

4.广播新闻---1920年世界第一座广播电台在美国匹斯堡建成开播

5.电视新闻---世界上最早的电视台于1929年在英国试播（BBC），1936年正式开播

6.互联网信息时代

这些时代一个比一个高级,一个新的手段出现,一个旧的手段并没有灭亡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912年民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袁世凯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并积极从事复辟帝制的活动，在上刺杀国民党主张议会的领袖宋教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在新闻舆论上，颁布新闻出版法令，镇压国民党报纸和一切反袁报纸，制造了1913年的“癸丑报灾”，全国报纸数量锐减三分之二，舆论界万马齐喑，报人动辄得咎。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还大力推崇孔教，中国笼罩在封建思想的阴魂之中。

为启蒙国人的思想，增进国人民主思想，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幕，开启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以澎湃的气势向阻碍历史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攻击，给蒙昧主义以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促进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民主思想，它提倡民主科学，发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大量涌入中国打开了历史的阀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还发表了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政论重获辉煌，针砭时弊的杂文成为受欢迎的问题;

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式标点符号被广泛应用;

三、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报纸副刊，读者作者内容形式发生巨大变化;

四、通讯社大量出现，著名的有新闻编译社，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华俄通讯社等;

五、报纸企业化经营和商业化程度提高，包括申报和新闻报的改革;

六、新闻教育的开创和新闻研究的发展。——常识新闻篇。

中国新闻发展史

中国网络媒体走到今天，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1999)，技术媒介阶段。

准确的说，在这个阶段投身、鼓吹“第四媒体”的传媒人、学者专家仅仅看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的传播媒介，将会给传统媒体运作带来哪些挑战，而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任何内容网站均没有在互联网这样一种新的“媒介”上，真正包装出“媒体产品”来。

当然，有些网站做了部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的“明日报”，完全按照一份互联网媒体运作，上百人的采编队伍，相对专业的出版流程和疯狂的烧钱；另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和默多克新闻集团在祖国大陆作的“ChinaByte”，虽然没有引进大量一线记者，但编辑大多以“网络原创”为主，内容主要来自自由撰稿人和国外翻译。

第二阶段(2000——2001)，信息仓库阶段。

这个时期典型的代表是新浪网。以体育社区起家的四通利方转型为全面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这个“供应”很有特色，其主要手法为大量转载、引进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其核心能力是快、全和网络再分类。

新浪是一面旗帜。它突破了第一阶段的“技术”色彩，在建设“信息仓库”的探索中积累了自己的品牌和迅速膨胀的“网络流量”。

“信息仓库”是互联网从单纯的“信息新媒介”向“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过渡的必经之路。别人，包括众多的巨头级纸媒体的网站，都没有认同这一模式，也不敢投巨资把品牌定位在这个方向。

第二阶段的“第四媒体”还不成其为“媒体”，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媒体产品”，但它已经摸索并建立了向“媒体”过渡的几个重要核心能力，包括信息如何在网上再分类，网上信息如何合理排版以及怎样建设网络读者的阅读粘度等等。

第三阶段(2002——？)，准媒体阶段。

“准媒体”的概念是，已经具有初步的媒体生产制造能力和一定的公众传播效能。笔者在上文提到的2002年诸多网络媒体新现象都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这一点，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特征是：

·网络媒体的及时性、海量性和交互性正在为传统媒体服务，从产业链的角度看，2002年的互联网已经开始扮演“媒体的媒体”角色

·网络媒体的部分个案报道和某些运作手法开始显露“新媒体”的威力，这些强刺激反过来又成为了传统媒体加速自身改革的动因

·部分领域，如体育、IT、财经、汽车、房产和健康等，出现了相当规模和比较成熟的网络原创

互联网的“准媒体”阶段需要过渡多长时间，笔者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网络媒体要跻身“主流媒体”的行列，拥有不可忽视的媒体权利，首先需要学会“为传统媒体服务”、“与传统媒体结合”。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912年民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袁世凯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并积极从事复辟帝制的活动，在上刺杀国民党主张议会的领袖宋教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在新闻舆论上，颁布新闻出版法令，镇压国民党报纸和一切反袁报纸，制造了1913年的“癸丑报灾”，全国报纸数量锐减三分之二，舆论界万马齐喑，报人动辄得咎。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还大力推崇孔教，中国笼罩在封建思想的阴魂之中。

为启蒙国人的思想，增进国人民主思想，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幕，开启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以澎湃的气势向阻碍历史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攻击，给蒙昧主义以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促进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民主思想，它提倡民主科学，发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大量涌入中国打开了历史的阀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还发表了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政论重获辉煌，针砭时弊的杂文成为受欢迎的问题;

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式标点符号被广泛应用;

三、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报纸副刊，读者作者内容形式发生巨大变化;

四、通讯社大量出现，著名的有新闻编译社，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华俄通讯社等;

五、报纸企业化经营和商业化程度提高，包括申报和新闻报的改革;

六、新闻教育的开创和新闻研究的发展。——常识新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