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属于什么档次,81年属鸡吗

《易经》是什么书?

易经》是我国3000多年前古典哲学实用著作《周易》中的第一部，它由卦辞及爻辞组成。经，今称筮辞，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经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卦是由一与一一两种称作“爻”的符号，由下而上、按顺序以六书构成。

在《易经》中蕴含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经验，其主要包括“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动静互涵的运动观”。“阴阳和调的平衡观”、“柔静顺缓的静养观”等。

（原文）

颐 养口 颐卦。

颐(1)，贞吉；观颐(2)，自求口实(3)。

初九，舍尔灵龟(4)，观我朵颐(5)，凶。

六二，颠颐(6)，拂经(7)于丘颐，征凶。

六三，拂颐(8)，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9)涉大川。

上九，由颐(10)、厉吉、利涉大川。

（注释）

(1)颐：面颊；《释文》：“颐，养也”。《序卦传》说：“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由于颐卦的形状，像是张开的口，上下牙齿相对，食物由口进入体内，供给营养，所以有“养”的含义。将这一卦上下分开来看，上卦“艮”是止，下卦“震”是动，吃东西时，大半上颚不动，下颚在动；所以，也有口，亦即颐的意义。(2)观颐：观��观察，研究。观颐，研究养生之道。(3)口实：口粮，食物。(4)灵龟：原指占卜用龟，因其能多日不吃不喝，所以称“灵龟”。(5)朵颐：朵，原意是树枝下垂。朵颐，是下颚下垂，张口想吃东西的形象。(6)颠颐：颠，借为慎，善也。颠颐，善于颐养。(7)拂经：拂是违，经是常。拂经是违反常理的意思。(8)拂颐：指违背养生之道。(9)不可：不利。(10)由颐：遵循颐养的正道。

易经真的能占卜未来吗?

你对易经的了解不够正确，占卜未来只是易经的一小部分功能而已，可以明确告诉你，易经能占卜。但是易经不是占卜书，他其中的蕴含的道理包含世间万事万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其实真正的作用是告诉你世间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教你要顺应天意。

建议看看曾仕强教授的视频《易经的奥秘》，通俗易懂。

《易经》主要讲什么?

五十签、上签： 苏武脱难

平原秋兔正当肥，雅胜将军脱猎归；

谁把帛书得足雁，果然一箭中双飞。

求财→春冬利。交易→成。婚姻→成。六甲→生男。自身→秋冬大利。疾病→设送。 家运→祈福。寻人→见。失物→东北。移徙→行人→至。公讼→吉。

易经是讲什么?

文章导读：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文/ 首席科学家

田园

01

我们是“炎黄”子孙还是“伏羲”儿女？

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易之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民族精神之伟大。澎湃激情，挥之不去！

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对伏羲易而言，正本清源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

研究伏羲易不能脱离我们对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无视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中华文明中的奠基作用，不能不探究他浩瀚思想的深邃内涵。

长期以来，每每谈起伏羲女娲，人们总会联想起美丽的神话与似有似无的神奇传说。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近代文明史上，为什么伏羲之名反而不如黄帝、炎帝之盛呢？

随手拈来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是曾联合全球百余位史学家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史式老的访谈录，这位85岁的“不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给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他谈道：

“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构建的。”“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古史，都以‘正史’《史记》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司马迁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受到汉武帝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极为有限，但好谈神仙”“《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他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毁掉他的《史记》。如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使《史记》更为丰富”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工作终于有了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即便有所争议，我也愿意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自古以来，文化传承就有口传、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就失去了依据。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

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不是仅仅“有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其间必有道理。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简明之至的合理推断。

02

“易”是科学还是谬误？道之不存久矣！

很多朋友曾问我一系列问题，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普及易学智慧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呢？为什么古人对“易”推崇备至，而当代却未闻所谓易学大家取得令人信服的现实成就呢？易学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呢？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凭心而论，这些问题不但现实，而且尖锐，也未必仅是少数朋友的疑问。我虽勉为其难，但在这里做点交代也还是必要的。

那么“易”究竟是不是科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假设。

其一，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不仅两者起源时间不同、萌发地点相异，而且发展路径、思维方式更是迥然不同，差之千里。

其二，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观点与方法，那么我的看法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人类认识创新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

我想，这个说法会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真可谓“道之不存久矣”！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的价值所在。

要搞清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中华古代文明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在此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伟大西方智者，他高瞻远瞩，极富造诣、举世瞩目。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传记，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盛赞一位科学家为“文艺复兴人”。对文艺复兴，恩格斯曾有名言：“文艺复兴是一个确实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稍对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8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再出现象达芬奇那样的“科学多面手巨人”已不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文艺复兴人”这个举世殊荣呢？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李约瑟自31岁，陆续出版《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

不过，令人深感遗憾，在获此殊荣之前，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光辉永存。

李约瑟平生最令举世瞩目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华古代科技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比西方更有效地掌握了自然知识，就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03

注意！一列火车会遮挡视线中的一列火车！

事实上，提出此一问题，李约瑟并非开天辟第一人。追溯历史，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更早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他经澳门到大陆，中华高度发达的文明使其震惊，亲眼所见的繁荣与文明使他发自内心感到震撼，在他眼中，许多事情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西方人认定，整个东方都是蛮荒之地，居住着“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但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竟如此博学，有本民族独立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并且发达程度绝不亚于西方。1584年秋，在肇庆，他用西班牙文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感叹：“中国人极度博学。对自然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用完全不同于西洋的方法正确推算出了日食、月食。”

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也同样使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陷入深思，其中不乏今人难望项背的泰斗大家。从时序上讲，较早的如任鸿隽，他是当时中国科学运动的强力推动者和科学活动的优秀组织家，他1915年所著《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思潮。此后，大思想家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涉足其间；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等也纷纷倾注其中。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宏论激昂，百家争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讨论这一学术问题的高峰。凡此种种，均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但不可否认，最为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匠还是李约瑟。

事实上，自2500年前,乃至更久远以前，人类存在两大独立文明体系。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前者是整体论思想，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后者属还原论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

显然，科学由文明孕育而生，必后生于文明，东西方文明有异，所孕育的“科学”也当会有所差异。虽是有异，但我从不怀疑中国古代存在“科学”。文明古国早有“科学”应不言而喻。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颇多科学奇迹，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预测学等领域。时至今日，很多极富价值的天文数据仍源于中国古代。大运河和都江堰的修建都达到了极高的工程水平。对这些，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大约在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题为《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文章，部分阐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开篇说：“大约在1938年，我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专著，以论述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接着他比喻，“在阳光明媚的法国，人们常说：‘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视线中的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前者远超后者，只不过在近四百年中，后者蓬勃呼啸，暂时遮挡了前者。

易经是道家还是儒家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径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经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

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辨，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

B

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卜筮。卜筮术起于何时，至今难以考定，《周礼·春宫·大卜》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年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早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易经》与《易传》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事。因此，哲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属于儒家经典或道家著作，而《易经》则只是一本卜筮之书，除包含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之外，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给我们留下了三点疑问:第一，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易传》之所以能够从《易经》中引发出大量的哲学思想，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二，从文本之外的影响来看，如果说儒家对《易经》的发挥是偶然的，那么《易经》对道家的影响也是偶然的吗?第三，在上古时代，也就是在人类的智慧刚刚形成的时代，我们难道能将卜筮思想与哲学观点截然分开吗?

所谓“哲学”，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和价值的认识。在上古时代，这种认识不可能不体现在先民的卜筮活动中，因为这种知天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探寻。这种把握和探寻无论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谬，但却是上古人类竭尽心智的努力和严肃认真的追求，因而不可能不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易经》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种观点绝非笔者所独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C

作为中国哲学的武库和土壤，《易经》这部古朴而神秘的著作究竟给我们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易经》的主体是卦象，至于卦辞和爻辞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卦象的。因此，要分析《易经》的哲学思想，首先必须从卦象入手。卦象，从微观结构上讲，是由“－－”、“—”二爻组成的；从宏观框架上讲，则是由这两种爻象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形成的流动而封闭的系统结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提炼，在微观结构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阴阳”的世界观；在宏观的框架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周易”的方法论。

那么，《易经》中的“阴”、“阳”或者说“－－”、“—”二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这一“易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揣测和推断。在诸多的揣测和推断中，我觉得那种认为“—”、“－－”二爻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的观点最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第一，从直观效果上看。此说似比那些将“—”比作天之混然一体、将“－－”比作地之水陆二分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发自具象的联想能力。第二，从发生顺序来说，此说似比那些认为“—”、“－－”缘自“九”、“六”之数据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先具体、后抽象的思维逻辑。第三，此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最能说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内在联系。

D

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在上古社会，种的繁衍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男女交媾与繁衍子孙之关系的发现，是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秘密的发现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先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总体观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系辞》)可以想象，当伏羲氏之类的古之贤者发现了男女交媾以生育子孙的秘密之后，便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雄雌交媾的产物，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类比男女生殖器的形式，产生了“－－”、“—”二爻，并推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人生、社会、宇宙的规律。因此，这里所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是说近取自人类自身的男女之器，远取自动物之身的牡牝之器，然后引申、推演，形成八卦。

E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最早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但是中国的哲学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因而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而西方的哲学则发源于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外倾性。因此，西方人总是在外在的彼岸世界中寻找宇宙的根据和生命的寄托，而中国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第二，由“阴阳”而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具有一种先天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一元的、独断的宇宙本体，这种倾向弱化了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对宗教的排斥力。而由“水”、“火”、“理念”、“太一”之类组成的西方哲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一元论趋势，这种趋势强化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宗教的信仰动机。第三，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外倾的、一元的、西方式的哲学原型容易导致相互排斥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像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现代的科学思潮与人本主义都是如此；而内倾的、二元的、中国式的哲学原型则容易产生相互补充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如儒家和道家便是如此。F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说《易经》的世界观表现为“阴阳”，那么，《易经》的方法论则体现为“周易”。“周易”二字，不仅仅是书的名字，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标志。简单地说，“周”为周而复始，“易”为日月交替，前者提供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卦象结构，后者提供了一套“简易”、“变易”、“不易”的解卦原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素朴辩证的方法论。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周易”方法论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均以素朴的辩证法为主要形式，即强调对立面的转化、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然而相比之下，古希腊虽然也有“中庸”的哲学观点和“大宇宙”与“小宇宙”的思维框架，但远不如中国的“周易”精神那样古老、自觉和成熟。第二，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存在从客观上限制了形式逻辑的发展，使中国的名家学派远不如古希腊的诡辩派那样引人注目，也没产生亚理士多德《工具论》那样丰富而严整的逻辑学体系。这种影响甚至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能的反抗和拒斥，即用素朴直觉的“系统论”来抵御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第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却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它不仅使中国古老的中医、气功、围棋、京剧至今仍具有着无穷的魅力，而且使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G

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思想的历史性拆解。

作为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挥，《易传》的突出特点就是将《易经》中原本混沌未明、主次不清的“阴阳”观念伦理化、秩序化了。《易传·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这样一来，“乾”、“坤”两卦之间，不仅有了天地合德的意义，而且有了“统”与“顺”的差别。这种由“雄”、“雌”引申出来的“天”与“地”、“统”与“顺”之间的差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成为代表父系社会伦理观念的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

与儒家哲学的命运有很大不同，道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非正统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若寻找其最初的历史根据，我们便会发现，道家一开始就是作为被推翻的母系社会的代言人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老、庄哲学中的没落情绪，可被视为被父系社会所彻底埋葬了的母系社会的历史折光。因此，尽管道家哲学也是对“阴阳”观念的历史性拆解，但其侧重点不在于提高“阳”的地位，而在于发挥“阴”的功能。

从这种立场出发，道家对《易经》中的“阴阳”、“雌雄”、“柔刚”思想的阐释与发挥，自然有着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侧重点。《易传·系辞》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老子·四十二章》却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毂。”《易传·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庄子·天下》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论语·阳货》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牝常以静胜牡。”《易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七十六章》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NFDC3�。为天下�NFDC3�，常德不离。”《论语·宪问》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德充符》却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孟子·公孙丑上》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七十八章》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种阳与阴、雄与雌、刚与柔、动与静、主动与被动、有为与无为的相互排斥，不仅表现了儒、道二系在两性文化上的明显差异，而且反映了《易经》“－－”、中“—”二爻在逻辑上的分化与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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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观念的逻辑性拆解；那么从方法论上讲，儒、道两家则是对《易经》“周易”思想的历史性发挥。

首先，《易经》中有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是从男人不同于女人，女人也不同于男人，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男女结合才能生儿育女，从而产生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这种最最简单的道理生发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儒家致力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道家则致力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和谐。

其次，《易经》中有关质量互变的辩证原理，最初体现在对卦象的理解和分析上。在此基础上，从维护父权社会既有的统治地位出发，儒家的“中庸”思想旨在通过限制量变而防止质变的形式来保持现有秩序的平衡和稳定。与之不同，从对抗现有秩序的目的出发，道家则企图利用“无为”和“促变”的形式，进行消极的反抗和颠覆。它们都是对质量互变原理的具体运用。

最后，《易经》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想，既有日月交替的变革精神，又有周而复始的理论局限。而这其中的贡献与局限，也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发挥。儒家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中总结出社会循环论的思想；道家则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的格言中表达了自然循环论的思想。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过是《易经》中那个周而复始的卦象结构的放大而已。

易经属于道家还是儒家?

易经既属于道家，又属于儒家。孔子是儒家为易经做了十翼注解，从此易经走向世界；道家早于孔子研究易经。易经是研究规律的，是道学，这充分说明道无古今，无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