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属于中国哲学吗,易经算哲学书吗

易经是道家还是儒家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径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经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

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辨，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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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卜筮。卜筮术起于何时，至今难以考定，《周礼·春宫·大卜》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年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早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易经》与《易传》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事。因此，哲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属于儒家经典或道家著作，而《易经》则只是一本卜筮之书，除包含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之外，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给我们留下了三点疑问:第一，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易传》之所以能够从《易经》中引发出大量的哲学思想，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二，从文本之外的影响来看，如果说儒家对《易经》的发挥是偶然的，那么《易经》对道家的影响也是偶然的吗?第三，在上古时代，也就是在人类的智慧刚刚形成的时代，我们难道能将卜筮思想与哲学观点截然分开吗?

所谓“哲学”，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和价值的认识。在上古时代，这种认识不可能不体现在先民的卜筮活动中，因为这种知天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探寻。这种把握和探寻无论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谬，但却是上古人类竭尽心智的努力和严肃认真的追求，因而不可能不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易经》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种观点绝非笔者所独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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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哲学的武库和土壤，《易经》这部古朴而神秘的著作究竟给我们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易经》的主体是卦象，至于卦辞和爻辞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卦象的。因此，要分析《易经》的哲学思想，首先必须从卦象入手。卦象，从微观结构上讲，是由“－－”、“—”二爻组成的；从宏观框架上讲，则是由这两种爻象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形成的流动而封闭的系统结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提炼，在微观结构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阴阳”的世界观；在宏观的框架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周易”的方法论。

那么，《易经》中的“阴”、“阳”或者说“－－”、“—”二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这一“易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揣测和推断。在诸多的揣测和推断中，我觉得那种认为“—”、“－－”二爻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的观点最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第一，从直观效果上看。此说似比那些将“—”比作天之混然一体、将“－－”比作地之水陆二分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发自具象的联想能力。第二，从发生顺序来说，此说似比那些认为“—”、“－－”缘自“九”、“六”之数据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先具体、后抽象的思维逻辑。第三，此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最能说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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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在上古社会，种的繁衍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男女交媾与繁衍子孙之关系的发现，是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秘密的发现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先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总体观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系辞》)可以想象，当伏羲氏之类的古之贤者发现了男女交媾以生育子孙的秘密之后，便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雄雌交媾的产物，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类比男女生殖器的形式，产生了“－－”、“—”二爻，并推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人生、社会、宇宙的规律。因此，这里所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是说近取自人类自身的男女之器，远取自动物之身的牡牝之器，然后引申、推演，形成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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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最早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但是中国的哲学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因而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而西方的哲学则发源于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外倾性。因此，西方人总是在外在的彼岸世界中寻找宇宙的根据和生命的寄托，而中国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第二，由“阴阳”而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具有一种先天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一元的、独断的宇宙本体，这种倾向弱化了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对的排斥力。而由“水”、“火”、“理念”、“太一”之类组成的西方哲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一元论趋势，这种趋势强化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的信仰动机。第三，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外倾的、一元的、西方式的哲学原型容易导致相互排斥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像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现代的科学思潮与人本主义都是如此；而内倾的、二元的、中国式的哲学原型则容易产生相互补充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如儒家和道家便是如此。F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说《易经》的世界观表现为“阴阳”，那么，《易经》的方法论则体现为“周易”。“周易”二字，不仅仅是书的名字，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标志。简单地说，“周”为周而复始，“易”为日月交替，前者提供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卦象结构，后者提供了一套“简易”、“变易”、“不易”的解卦原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素朴辩证的方法论。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周易”方法论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均以素朴的辩证法为主要形式，即强调对立面的转化、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然而相比之下，古希腊虽然也有“中庸”的哲学观点和“大宇宙”与“小宇宙”的思维框架，但远不如中国的“周易”精神那样古老、自觉和成熟。第二，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存在从客观上限制了形式逻辑的发展，使中国的名家学派远不如古希腊的诡辩派那样引人注目，也没产生亚理士多德《工具论》那样丰富而严整的逻辑学体系。这种影响甚至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能的反抗和拒斥，即用素朴直觉的“系统论”来抵御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第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却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它不仅使中国古老的中医、气功、围棋、京剧至今仍具有着无穷的魅力，而且使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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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思想的历史性拆解。

作为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挥，《易传》的突出特点就是将《易经》中原本混沌未明、主次不清的“阴阳”观念伦理化、秩序化了。《易传·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这样一来，“乾”、“坤”两卦之间，不仅有了天地合德的意义，而且有了“统”与“顺”的差别。这种由“雄”、“雌”引申出来的“天”与“地”、“统”与“顺”之间的差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成为代表父系社会伦理观念的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

与儒家哲学的命运有很大不同，道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非正统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若寻找其最初的历史根据，我们便会发现，道家一开始就是作为被推翻的母系社会的代言人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老、庄哲学中的没落情绪，可被视为被父系社会所彻底埋葬了的母系社会的历史折光。因此，尽管道家哲学也是对“阴阳”观念的历史性拆解，但其侧重点不在于提高“阳”的地位，而在于发挥“阴”的功能。

从这种立场出发，道家对《易经》中的“阴阳”、“雌雄”、“柔刚”思想的阐释与发挥，自然有着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侧重点。《易传·系辞》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老子·四十二章》却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毂。”《易传·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庄子·天下》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论语·阳货》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牝常以静胜牡。”《易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七十六章》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NFDC3�。为天下�NFDC3�，常德不离。”《论语·宪问》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德充符》却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孟子·公孙丑上》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七十八章》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种阳与阴、雄与雌、刚与柔、动与静、主动与被动、有为与无为的相互排斥，不仅表现了儒、道二系在两性文化上的明显差异，而且反映了《易经》“－－”、中“—”二爻在逻辑上的分化与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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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观念的逻辑性拆解；那么从方法论上讲，儒、道两家则是对《易经》“周易”思想的历史性发挥。

首先，《易经》中有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是从男人不同于女人，女人也不同于男人，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男女结合才能生儿育女，从而产生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这种最最简单的道理生发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儒家致力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道家则致力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和谐。

其次，《易经》中有关质量互变的辩证原理，最初体现在对卦象的理解和分析上。在此基础上，从维护父权社会既有的统治地位出发，儒家的“中庸”思想旨在通过限制量变而防止质变的形式来保持现有秩序的平衡和稳定。与之不同，从对抗现有秩序的目的出发，道家则企图利用“无为”和“促变”的形式，进行消极的反抗和颠覆。它们都是对质量互变原理的具体运用。

最后，《易经》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想，既有日月交替的变革精神，又有周而复始的理论局限。而这其中的贡献与局限，也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发挥。儒家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中总结出社会循环论的思想；道家则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的格言中表达了自然循环论的思想。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过是《易经》中那个周而复始的卦象结构的放大而已。

易经在哲学研究领域属于什么范畴,是逻辑学还是中国

我认为既不是逻辑学也不是中国，而是易经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如果你真的想研究这方面的话，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诗说道德经》，这本书就是国学的范畴

易经是哲学吗?真的能预测未来吗?

1.《易经》是哲学，但不仅仅是哲学，还包括了天文地理等许多知识。

2.《易经》的术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其精髓是一种辩证法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性，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易经》预测未来，而是学习里面蕴涵的哲理思想，并按照其去行事，这样做起事就会比较顺利。这也就是《易经》里所说的“会易者不占”的境界。

《易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一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 构成八卦, 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从乾到离，凡三十卦；下经从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熹平石经《周易》即如此划分，知汉以来传本未变。

《易经》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为《易大传》，以区别于汉代其他各家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部分共十篇，称为《十翼》。翼者羽翼,辅助之意,表明十翼旨在解释阐述《易经》。《彖传》是以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意义。《象传》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的,分为《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因其以卦象、爻象为根据，故曰《象传》。《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于经之后，故曰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有《乾文言》一章，《坤文言》一章。《说卦传》的前一部分很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不按照《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而述之，故名。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经》到《十翼》，源远流长。旧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易》，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虽未可尽信，但并非毫无根据。一般认为八卦大体起于上古，卦辞爻辞形成于西周初期。至于《易传》，虽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但传统的说法认为《十翼》皆孔子之作，则欠确切。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易传》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导源于孔子而由儒家后学在战国时写成。因其成书于战国，所以其中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受到了道家、阴阳家的影响。大体上说,《彖传》成书较早,《象传》次之,《系辞》《说卦》、《文言》又晚于《象传》，《序卦》、《杂卦》最晚，可能成于战国末。《易》的经与传原来各自别行，不相杂厕。郑玄注《易》将《彖传》和《象传》分隶于各卦之下，王弼注《易》又将《文言》分隶于乾、坤二卦之后，以便于阅读，今皆从王弼本。

关于《易》学的传授,据《史记》《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而至田何,田何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孟喜、梁丘贺。汉代《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立于学官。费氏《易》以《十翼》解说上下经，流行于民间。施氏、梁丘氏《易》衰而孟京《易》盛行,孟京《易》衰而郑玄王弼之《易》盛行。施氏 梁丘氏《易》亡于西晋。孟京《易》无传者,清代郑氏易微而王弼注盛行唐朝修《五经正义》,《易》宋王弼、韩康伯注而郑氏《易》衰，王氏独盛。

历来注释解说《易经》的书，不下千种，在群经中是最多的，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汉代《易》学偏重象数,孟京《易》学以卦气阴阳灾变讲《易》,宋代刘牧作《易数钩隐图》,邵雍以图书数理解《易》,都属于象数派。汉代《易》学遗存者有《易纬》、《京氏易传》。清代治汉《易》的如惠栋之《易汉学》、《周易述》，江藩《周易述补》，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易茵录》等，都是讲汉《易》的重要著作。《易》本卜筮之书，但孔子、荀子皆不重占筮而注重义理。魏王弼注《易》，晋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一扫汉《易》象数之学,《易》、《老》结合，以玄言解《易》，宋代程颐的《程氏易传》摒斥象数，皆属义理一派。也有兼取象数、义理的，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玄学义理为主,但不完全排斥象数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象数为主，但对玄学义理亦有所扬弃,其中采集汉魏南北朝《易》注三十余家,荀爽、虞翻等汉《易》遗说赖以保存，颇为难得。朱熹的《周易本义》以义理为主,但亦不排斥象数宋代杨万里作《诚斋易传》参证史事以解《易》。现代学者以《易》考史，以史证《易》，郭沫若引《周易》卦爻辞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闻一多撰《周易义证类纂》，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亦为近世治《易》学的新流派。

《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说明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之道。《易》以道阴阳，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易》理贯通天人，富于辩证法思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除哲学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数、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医卜星相、堪舆数术，甚至现代的科学均援《易》为说。凡此皆可视为《易》外别传，《易》学旁支。

易经到底是哲学还是科学

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中国没有系统的科学。现代科学体系起源于西方。

西方哲学界也不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

这并不是歧视，确实中国哲学不大符合现代哲学体系。

什么是易经

《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是博大精深的辩证法哲学书。包括《连山》、《归藏》、《易经》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易经》。

《易经》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和谐辩证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其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

《易经》长期被用作“卜筮”。“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涉及哲学、、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是各家共同的经典。

《易经》这本书是属于文化类还是科学类的书籍?

易经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