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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管理思想有何异同

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

一、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之中。随着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不断融合，东方的管理思想必然会在世纪之交的管理学理论中得到回归。

1、

东方管理思想：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的管理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 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而性善，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置于文化、伦理基础上的东方人性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在管理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氛围，重整体，倡导群体的凝聚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道德，注意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以道德作为管理的基础，把人性和伦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氛围、道德舆论、伦理规范的引导，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

(2) 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思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2、

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与现实意义

近20年来，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强，英美等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期，而日本等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指导下的却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主流的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软管理”，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重视企业文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学习型组织被提出并应用。这些迹象都在不断证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理论的指导，主流的西方管理思想因过于强调“理性”和“效率”，在包容性、人本性、柔和性、服务性等方面存在不足。而东方管理思想正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内涵，东方的管理思想的回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二、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1、

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是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思想代表的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

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思想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无疑，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即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的产物。

三、

东西方管理思想在碰撞中走向融合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和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向性，即：东方管理追求和谐，西方管理追求卓越。和谐和卓越是两者追求方向上的主次差别，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现实状况下，卓越和和谐的逐步统一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方管理思想的问题是如何在管理操作的过程中配置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人伦）关系；而中国当代的管理思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伦理价值上建立操作行为体系，如何认清操作规范行为的重要性。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思潮影响的深入，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永恒的主体和旋律。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未来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取向应以东方管理文化为核心，吸收西方管理文化的科科学成果，以丰富管理科学的理论宝库，从而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

参考资料： http://xiaxixi.blog.sohu.com/71353326.html

根据“政者正也”谈谈“文学”与“”的关系。

文学与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维度，否定了从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并对特定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意识、倾向、效果的，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倾向和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成为和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的关系。

传统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的存在和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尽管抓住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是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和评判，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生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性或泛色彩；因为，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性或泛性。

孔子“仁”学对后世文化及文论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就其思想结构看，“仁”是其核心。“仁”作为伦理思想，涵盖了一切善良的品德和行为。《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有关道德的论述，“仁”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主德或全德。它对后世文化和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仁”学的内涵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者(《雍也》)，或者说能行王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阳货》),或者说“爱人”就是“仁”。(《颜渊》)究竟“仁”之内涵是什么？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的一段话可以知道“仁”的真谛。《论语》里“仁”篇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为何把“忠恕”二字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郭沫若先生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但他自己不曾说出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给他解释为‘忠恕’，是不是孔子本意，无从判断。但照比较一些可信的言论来看，所谓‘一’就是‘仁’了，不过把‘忠恕’作为‘仁’的内涵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到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说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

孔子自己曾给“忠恕”下过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里说，自己所不愿意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也就是说，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恕”也包含着“宽恕”、“容人”之意。后来的《大学》和《中庸》，对孔子的宽恕之道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发挥。《中庸》的“诚明”之道也就是“忠”之道；《大学》的“洁矩之道”也就是“恕”道。然而孔子的“仁”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圣”的目标是：“博施于人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认为这不仅是“仁人”，而简直是“圣人”，因而孔子从不轻易以此许人。

先秦诸子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在的修养就能达到“以心所欲，不逾矩”。外在的方面就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济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此能达到孔子伦理思想最高目标——“仁”与“圣”的境界。

孔子的“忠恕”思想，作为道德规范构成了“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观念的升华，同时作为对人们行为施以控制的手段，即为仁之方，则成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培植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在现在社会，“忠恕”精神的培养和“忠恕”行为的运作，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正是从仁者“爱人”出发，孔子提出了“博施于人而能济众”的主张，即提倡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安民，以便于统治者从道德力量对劳动者实行精神上的统治，并依据一定的道德规则和规范来调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忠恕”不仅是“仁”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为仁之方而推行的仁德的方法。

二、“仁”学对文化的影响

孔子的“德治”，“仁政”的观点具有现实意义。“政者正也。子章以正，熟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率先遵纪守法，我们党提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无不源于“天下为公”，“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孔子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宁静、安详的社会——“大国社会”。他说“道之以政，养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我们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用稳定压倒一切。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国家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特别是近期的“中日关系问题”，都理性的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只有一个目的：建设一个稳定，昌盛，和谐的中国。孔子主张施用道德教化建立一个“大国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三、“仁”学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孔子建立在“仁”学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儒家学说则体现出“以文教化”之文化内涵，同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德观，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宏深的器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提。孔子的“用诗”论经过嬗变而形成的文学观,包括鉴赏观，对后世文学创作与鉴赏，以及中国的民族审美心理，思维方式，思想性格等影响深远。孔子在《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话中的“以”和“事”即明示着系言诗的作用。诗要产生作用，必然要通过受众来实现，诗歌的创作用比兴的方法创造出生动感人而又包含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使读者兴奋激动，又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

孔子对解诗的文论“比德”说具有巨大影响。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从山水各具的形态上，找到了人主体意识的相似点，并山水视为主体意识的外化形态。孔子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将客体比作人之主观之德。儒家从，伦理出发，把思维导向社会的治理，人格的培养，外物成为内物的参照系，后世解诗而求寄托，其源盖出于此。近代吴瞿安说：“所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

“诗可以怨”是孔子思想文论的一个主要命题，他不仅是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总结，而且以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揭示出文学社会作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规律。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从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无不受到孔子这一文论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完美的统一，即“尽善”、“尽美”。《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君子人格的内在品质―文学作品的内容重在“仁”、“德”，“质”指君子人格的外在仪表。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巧在“文采”。子曰：“绘事后素”，“辞达而已矣”。文学创作后有好的内容，然后强调言辞。即使内容和形式“尽善”，“尽美”。《周易》中“言有物”，“言有序”说，《左传》中“三不朽”说，孔子的文质并重思想，正是其道德观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文学思想对文学批评的标准尺度提出了“思无邪”说。孔子在评《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即“归于正”，指诗的内容符合孔子“仁”学要求。即符合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再者，诗的情感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标准，即好的文学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应该适度，有节制。无不过之而不及。汉代班固《离骚序》引刘安《离骚传序》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我们可从中领略“中和”之美。

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对后世文学、文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编《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

3.唐满先译注《论语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4.李愚编注《孔子论人生》，新华出版社，2003年。

5.何新《孔子论人生》，时事出版社，2003年。

6.钟肇鹏著《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范司永，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

苏国圣的简介

苏国圣

苏国圣，长春冰企鹅企业管理商学院讲师、高等进修学院客座教授、五十余家著名企业经济顾问、苏氏实战易学二十五代传人、中华易学科学院（原科工委主任张振寰将军所创立）副院长、国际大易技能培训教育学院院长、中华周易建筑设计院院长、国际姓名文化联合会永久顾问、国际易经风水研究院副秘书长、国际华夏周易协会顾问、山东蓬莱周易学会顾问、湖南张家界哲学文化研究会顾问、北京周易学会顾问。

高等进修学院授予“易学泰斗”（真可笑。三十多岁的人就号称“泰斗”。当代搞周易预测的，封号多的吓人。）称号、国际易经姓名文化联合会授予“国际易学导师”称号、中国近当代史史料学学会授予“杰出贡献人物”称号、国际易经姓名文化联合会授予“德艺双馨奖”、世界易学领袖协会授予“2010年度易学文化领军人物”，影响中国行业楷模盛典授予“行业楷模”称号、中国现代史学会授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杰出贡献人物”称号、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授予“行业杰出人物”称号，担任院长的中华周易建筑设计院被世界易学领袖协会授予“2010年度易学文化领军机构”。

自幼随先曾祖父习易，广博群书，拜师访友游学大江南北近十年，在六爻、命理、风水研究上有独特体悟，尤其精于“外应预测”，又在师传“小成图”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自创“先天姓名学”、“三维太极图”，根据祖传心法创悟“八卦六壬风水方位图”。先后在国内外十余家易刊发表百余篇论文，2002年自办《周易参考》报，2003年应张家界哲学文化会之邀接受考核脱颖而出挤压群雄。先被中国河洛易经学院评为教授、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聘为编辑、山东蓬莱周易学会聘为学术顾问、中美易经学会吸收为会员、北京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东方文化馆吸收为馆员。其多年一直探索将传统周易预测与现代策划谋略学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新“周易策划学”体系，现已突破“周易与三十六计策划学”、“周易企业管理学”、“周易人生成功学”、“周易建筑方案学”、“周易军事应用学”、“周易标石设计学”、“周易交际关系学”、“周易口才演讲学”、“周易广告策划学”等。

已经出版的著作： 《盲人断命一口金》、《盲人命学特训讲义》、《神奇的小成图》、《外应预测学讲义》、《风水解真》、《预测解真》、《研易知音》、《盲派命理探宝》、《小成图预测学讲义》、《外应信息取象密鉴》、《泄天密义》、《进庄望门断评注》、《出灵通书》、《择日秘典》。2000年创办《东方传统》杂志，2002年创办《周易参考》报，2006年创办《华夏文化》报，2008年创办《易髓学报》刊物。

发表过文章的刊物： 《风水天地》、《易学研究》及国内《国际易经》、《华夏文化》、《东方传统》、《周易参考》、《易海方舟》、《易友园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导报》、《择吉内参》、《催福搂易学报》、《仙境易苑》、《智慧园》、《帝华易学》、《东方河洛研究》、《易数之友》、《易学研究》、《易国奇花》、《易医咨询》、《易讯简报》、《特色商讯》、《易理点窍》、《大易文化》、《简易》、《周易动态》、《易髓学报》、《金口诀研究》、《易友知音》、《论文汇编》、《六盘论易》、《大易集成》、《盛世中国》、《行业杰出人物大典》、《中国传统文化大典理论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杰出贡献人物大典》、《影响中国行业楷模盛典会刊》、《飞碟报》、《怀化诗联》、《黄河科技大学学报》、《文峰》、《三明客家》、《老年作家》、《张汇滔研究》、《网络作品》、《中华脊梁杰出人物文集》、《东方文化》、《温岭孔学》、《农二哥诗报》、《龙潭》、《瓦房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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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生平（1899-1946）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的挚友，诗人，学者。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著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

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并有《闻一多全集》出版。

最后一次讲演

闻一多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先生〕指李公朴（1902—1946），江苏武进人，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声音激动）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因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引起的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后，企图在人民面前掩饰他们的罪行，造谣说李公朴被暗杀是由于“桃色事件”。”，说什么杀，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某集团〕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市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包围会场，开枪放炮，进行威胁，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阻师生通行。于是各校学生联合罢课。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军警和特务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死四人，伤十余人。”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地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地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①(指护国战争)。1915年10月，北洋军阀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同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以蔡锷等人为领导，组织护国军讨袁。，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4月，西南联大宣布解散。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闻一多的生平年份表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诞生

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出生于江苏省山阳县(今淮安)城内东长街朱雀桥魄。原名永祥， 字晋祥; 后改名公朴， 号朴如。祖父李俊秀 (1803——1862)， 生平失考。父李学增，字增培，俗名善生。江苏省武进县湖塘镇东村人。曾在常镇道道尹沈敦兰家做仆役，后随沈至淮安。母程氏，淮安人。

1912 年（民国元年）10 岁

开始读私塾。所受教育虽然仍是儒家的传统文化，但同时也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

1915 年（民国四年）13 岁

是年秋，同父异母之二哥永义赴东海从军，于是随父母离开淮安到镇江，和三哥李公愚一起生活。旋人合兴盛京广洋货店当学徒。

1917 年（民国六年丁巳）15 岁

父亲学增在镇江去世，安葬武进县师姑滩下祖莹东侧。

1919 年（民国八年己未）17 岁

五四运动爆发。时已学徒满师，为合兴盛杂货店店员口与一 些青年店员共同组织“ 爱国团”， 上街宣传抵制日货，销售、使用国 货。因向镇江抗日外交后援会揭发店老板囤积日货被解雇。

1920 年（民国九年）18 岁

入镇江润州中学学习。该校为教会学校，由美国人法毅耳所办。

1921 年（民国十年辛酉）19 岁

和武进县湖塘桥湾里村王全英结婚。婚后生有二女。王全英1937 年去世。

1923 年（民国十二年）21 岁

润州中学毕业，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属高中。因参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被开除。

1924 年（民国十三年甲子）22 岁

入上海沪江大学附属高中学习。

1925 年 ( 民国十四年)23岁

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是学校青年会活跃分子，经常代表学校青年会出席沪宁各大学召开的学生会。

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上海学生罢课游行，代表沪江大学学生参加上海学联会，任工人科长。

五卅运动期间，曾回到家乡湖塘镇联络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50 余人，成立“五卅后援会”， 任临时主席。

是年参加国民党。

1926 年（民国十五年）24 岁

离开上了一年的沪江大学，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分配在东路前敌总指挥部部做宣传工作。

1927 年（民国十六年）25 岁

3 月，随东路军转战回到上海。

5 月，任国民革命军东前总部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

6 月，对国民党蒋介石实施“清党”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被撤 职调回上海。旋因上司企图以 " 通共 " 罪名实施迫害，脱离国民党军队。

1928 年（民国十七年）26 岁

年初，与张曼筋女士在上海结婚。

8 月 25 日，乘轮赴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 (Reed College) 系学习。这是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基督教青年会推荐，并通过考试被录取的。

8 月 27 日，抵日本神户。

8 月 30 日，抵日本横滨。过日本期间，曾登陆游览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城名胜，并参观了《朝日新闻》报馆。

9 月 10 日，到达美国西雅图城。

9 月 11 日，至雷德大学，读系市政学。

9 月 20 日，自美国发回《直渡太平洋》一文，叙述赴美沿途观 感。李公朴离沪前，应《生活》周刊主笔邹韬奋的邀请，任该刊驻美特约通讯记者。他从美国发团的文章都刊登在《生活》周刊上。

9 月 28 日，自美寄《中国人所恨者札记美国救济土耳其灾区赈济会委员长柏敦博士在雷德大学的演讲中关于中国的要点。

10 月 10 日，为留美同学戴安邦题字，勉励将来共同为中华争荣耀。

11 月 6 日，到第 137 区选举技票处，观察美国人民对选举总统的态度。

11 月 16 日，撰写《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一文；并自美寄回《做工的校长和男女师生》一文。

11 月，自美发回《一个男女同学的讨论会》，记美国西北沿海 岸九所大学中中、日、朝、以及美国男女学生对于太平洋国交问题的讨论。

12 月 15 日，撰成《美国女子参政近况》。

12 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抵美，请他为波特兰城青年会做演讲，报告中国最近的、军事、外交发展等情形。

1929 年（民国十八年）27 岁

1 月 3 日，自美寄《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的高兴》，记美国人过新年的情形。

同日，写《全中国只有一种国旗了》，祝贺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三省改悬南京国民的青天白日旗，中国南北实现“统一”。

1 月 4 日，在美写《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提出国民是否会蹈欧美各工业国的覆辙，由资本家操纵。

1 月 26 日，在美写《女儿》一文，比较中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3 月 3 日，发表《筑路工人与八年教育》一文。

3 月 17 日，发表《十二分钟津津有味的神情》，说明美国出于需要，关注中国的、经济等问题。

3 月 31 日，发表《有了面包以后》，谈美国一般人的职业、组织家庭，尤其是女性在其中的情形。

4 月 14 日，发表《望尘莫及的浓厚兴味》，谈美国人的娱乐兴味。

6 月 14 日，参加在雷德大学举办的“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 会期四天。这是中国留美学生每年暑假都要举行的会议，分东、 中、西三个区域召开。

6 月 16 日，发表《受打击后的振作》，阐述国家不怕打击，只怕打击后不知振作，不肯振作。

6 月 28 日，发表《食而不化》一文。

6 月下旬，放暑假，赴阿拉斯加州一家鱼厂做工。

夏，在西雅图城结识高士其。高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从此二人结为至交。

7 月 1 日，自阿拉斯加州寄回《在美的中国人地位》一文。

7 月 14 日，在鱼厂写《启人深思》，由美国独立纪念日联想国 内情况。

7 月 23 日，自鱼厂寄回《百看不厌》，介绍鱼厂之规模及在该厂做工情况。

9月初，结束鱼厂打工生活，返回雷德大学。 秋，到西雅图城欢迎中国留美新同学，并在市商会招待宴会上，指挥同学唱“军阀”。

11月15日，自美发回《海外的官瘾》，揭露中国在海外的“名誉领事”对国家无益而有害。

是年，长女谷声出生。不幸5岁时夭亡。时家住南京陶谷街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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