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战略咨询院专家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原标题：科技创新事关生存发展——战略咨询院专家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史湘洲?魏雨虹?徐欧露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面对国家对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的现实，面对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建设这样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有哪些挑战亟待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战略咨询院专家，他们认为，科技创新关乎生存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目标，将倒逼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制度治理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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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学部咨询研究支撑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王晓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肖尤丹：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余 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冷伏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宋河发：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陈凯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何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瞭望》：什么是“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余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种高标准定位的自立自强，是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立自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疫情之后，整体上我们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产能比例和重要性在增加，但未来面对的隐患挑战还是不少。这和基础科技实力，和“根技术”上的一些短板有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我们在战略性领域和重大科技前沿提出一些新思路、新想法，改变过去比较被动的跟随局面，要努力重塑面向原始创新的科教体系，从基础科研到产业技术到工程，都要重新思考和部署，这将涉及科学文化、基础教育，以及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管理体制等，从而释放我们创新的潜能。

王晓明：我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两个意思。一方面从中国国内看，要将科研和经济这个大循环尽快打通。

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贵，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最贵的活动，投入大，但是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也要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借助全球创新资源，吸收全球科技人才，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因此另一方面，我们的自立自强，也要在全球开放体系下，依托全球创新网络，将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创新的大循环打通。

万劲波：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水平”就是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以创新驱动塑造发展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是对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趋势、新目标与新任务，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系统、有效的科学技术解决方案和成熟、定型的基础性科技制度。因此，“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

肖尤丹：原来我们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说的是手段和路径。而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说的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它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

《瞭望》：自立和自强的关系是什么？

万劲波：自立是自强的基础前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难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就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现实及长远需求。因此，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坚定“四个自信”和创新自信，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全面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自强是自立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坚持扬长补短、远近兼顾，“锻”“补”并重，统筹布局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全面做强自己：在优势领域抓紧“锻长板、挖潜力、增优势”，形成“非对称”战略能力；在弱势领域抓紧“补短板、固根基、强弱项”，提升创新体系的系统韧性，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

余江：科技自立与科技自强既高度关联，又各有侧重。科技自立应该更多是从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供给的角度考虑，关心的是底线和安全。自强更多关注的是从零到一的原始性突破，考虑的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引领，反映出领跑思维。自立与自强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

宋河发：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最终会体现在知识产权上。自立，就是把我们需要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做出来。自强，就是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知识产权布局尤其是专利布局，获得高的利润，提升产业竞争力。

用科技创新“做大蛋糕”

《瞭望》：如何理解科技创新对我国来说，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

冷伏海：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综合国力持续强大和人民生活长久富足的国家，均是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受益于其赋能发展的国家。

中国积贫积弱的民族历史怆痛表现出的“落后被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状况，某种意义上也是错失科技创新及工业文明赋能社会的机遇，所以百年来遭受民族国家存亡的危机。新中国成立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证明，我们重视了科技创新和工业体系的建设，才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生存说到底是民生、业存和国立。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有的领域被“卡脖子”，这些被卡之处，或为核心装备、软件、部件和器件，或为关键材料、工艺和设计，其实是被卡在了关乎各领域生存的“科技能力”上，其结果则会关系到个人、经济和国家命脉的存立兴废。

王晓明：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更要建立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2020年，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产业升级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

我们很多传统产业发展规模已到峰值，在哪里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增量是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不光是我们自身，也涉及如何与全球协同发展。

目前来看，存量方面，我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大部分工业产品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这种全球存量利益的再划分，可能引起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加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创造新的更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不是我们独占，还能跟全球分享，带来的收益可能不光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升级发展，也为中国发展之后形成全球领导力打下基础。

陈凯华：我国经济社会内生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我们从科技创新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科技创新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发展的需要，如产业转型、生态改善、健康长寿和脱贫致富等。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将愈演愈烈。产业竞争和贸易竞争格局等，最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科技实力竞争格局。因此，科技创新也关乎生存。

可以说，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生存是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倒逼治理范式转变

《瞭望》：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对制度生态有哪些新的要求？

肖尤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基础建构性的政策。

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首先是进一步健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制度，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首先包括设计好科技治理顶层方案。其中，治理主体应当从以科技行政机关为主向涵盖党、政、军、群等机关和组织转变。创新治理体系，还可以考虑构建国家研究理事会或国家研究委员会，以此在国家层面汇聚专家学者，跳出本领域、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统筹谋划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并遴选确定优先发展方向等。同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这关系到基础制度中，政府与市场怎么分工，关系到央地政府科技创新事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建立基本制度。

还要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的基础制度，继续提高其稳定性和预期性

另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进一步理顺创新跟经济、社会的关系。

第二，提高制度的公平性、稳定性和预期性。

科技制度环境强调三个公平：机会公平、竞争公平、保护公平。就机会公平而言，我们要做到“揭榜挂帅”，创新不问出身，谁能为国家做贡献就支持谁。

科技制度的稳定性，核心包括标准的稳定性、科技部门管理职能的稳定性、人才薪酬保障的稳定性。用稳定性来支撑科学家精神，某种意义上比激励更加重要。科技制度的预期性就是简政放权要持续。

第三，增强科技制度与市场规则、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国内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协同性。举例来说，我国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存在，导致中国在知识产权上产生“权上有权”的现象，须通过增强制度协同性解决。

陈凯华：我国现在的科技治理模式总体上还是追赶导向，模仿和跟随是主要的科技发展方式。不可否认，通过这种发展方式，我国科技取得了高速发展，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但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国际科技竞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实现从跟跑到部分领域领跑这一转变。因此，国家科技治理模式需要变革。

首先，优化科技资源特别是基础研究资源配置，尽可能杜绝低效配置、错误配置、缺位配置和重复配置。另外，建立需求导向的国家科技治理模式。比如，科技评价要看科技成果是否满足了理论发展或实践应用的需求，尽量杜绝在考核中“数数量”。国办最新发布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就在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上指出了方向。再如，人才培养要建立满足科技发展需求和规律的人才发展制度。

现在，需要将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进一步联动起来。比如，我国研究生名额配置整体还是按照职称分配，而不是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分配。还有，新建的科技平台和新布局的科技任务研究队伍应同步起来，这就需要推进科技和人才融合发展，提高科研体系效能。

冷伏海：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首先要求我们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着眼于发现和培养具有原创潜质的青少年。

第二是要求我们的人事制度，形成聘用、包容、使用和激励原创者的工作方式以及考核评价、薪酬晋升制度。

第三是制定能够识别、评估和保护原创成果的标准、方法、规则和法律。

《瞭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存在哪些关键点待进一步完善？

宋河发：对知识产权和标准重要性的认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涉及我国创新产业、创新国家培育的关键。

实践中，我国很多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技术标准制定落后，很少有标准必要专利，多数产业联盟缺乏专利池机制，一些原创发明没能形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

目前一些企业的专利存在质量问题，也缺少专利组合布局，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技术标准。因此，VCD、钕铁硼、EVD、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我国的原创发明，没有形成产业控制力，企业没能获取应有的利润。

例如，EVD是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多次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申请成为国际标准都不了了之。EVD专利申请近2000件，但其核心专利申请因为质量低被驳回。其总体专利质量也不高，也没有将自主专利嵌入到技术标准中成为标准必要专利。面对蓝光DVD企业飞利浦和索尼等公司的持续研发、专利申请布局、标准制定和构建专利池，EVD最终在市场上没有取得成功。竞争失利后，现在我国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飞利浦公司主导的蓝光专利池联盟，支付了大量专利许可费。

在知识产权制度生态构建上，第一应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评估科技成果能不能转化；第二可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申请专利前要做质量和组合布局的评估。这两个制度，能够改变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大质量低、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的状况。

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运用，最重要的是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有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可建立内部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机构。没有条件的，也可以委托外部专业化机构开展这些服务。

王晓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形成从科技到产业，再从产业回到科技的闭环。其中有三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科技创新体系，第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第三是区域布局体系，三个体系有机融合，才能形成由科技链、产业链融合组成的完整创新体系。所以创新体系里面含有一个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要高度关注未来产业。

目前，科技和产业“两张皮”仍有待打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更好地落到经济、行业发展层面上。未来我们要形成从基础研究、源头性技术到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完整链条，这个链条必须前端、终端都在我们这里。

另外，现在一些行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向基础研究，向行业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领域延伸。怎么给这些企业在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里留出位置、空间，让它们发挥作用，需要破题。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挥企业作用，探索一种“旋转门”的培养方式，让科研院所的人才能够方便地进入企业，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回到科研院所。通过在两种不同类型机构工作，积累双向经验，为打通两种机构之间的通道发挥人才连接的作用。有这样工作经验的人多起来，能更好地帮助融通科技和产业，帮助衔接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

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