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不能过度夸张各国文化间的差异

原标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不能过度夸张各国文化间的差异

2020年7月10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北京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议题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在论坛上做主旨演讲，其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大同”。

王石先生认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过度夸张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能过度夸大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更不能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王石指出，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要更多地反思整个世界的人文状况，要更多地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同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相通心理，科学和真理没有流派之分，不应人为设置障碍，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趋势，也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逆转。

其演讲稿全文如下：

何谓“大同”

今天主要和各位讨论“大同”二字。

什么是“大同”？“礼运大同篇”126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将其比作西方的“乌托邦”，就是完美之境，同时也是世上没有的幻想之境。因此，“天下大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现实性。比如，“故外户而不闭”这一条，现在看闭得越来越牢了。

而我要阐述的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同”。其义即是：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处看千差万别，大处看是同样的。由此引申出大同小异，求同存异。

目前看，过度强调人的差异性和特性，各美其美，是危险的。会使人类文明走向倒退，走向分化，走向失败。

“文化认同”的另一面

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后果。其实是开头就走叉了。

相信各位早已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全球化运动在经济、科技方面的走向，与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走向恰好相反。在世界，在中国，都如此。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亨廷顿教授在其论述《文明的冲突》的作品（1993）之后，又写过一本新书《我们是谁？》（2004）。在这本书里，他特别使用了“特性/身份（Identity）”这样一个词语，用以强调美国人的身份，以及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特性。

Identity这个英文词汇，一度引起各国学术界广泛注重和讨论。引入中文时被翻译为“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认同什么呢？按照原初作者的意思，自然是认同本国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于是在中国，受到顺势就形成了一种思想格局：经济、科技对外开放，精神、文化向内认同。显然，这与晚清洋务运动时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通。虽然相隔一百年。

很多年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句问话不断被人引用。据说这个著名的三连问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以后，在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传世名作之上，这三问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无论柏拉图还是高更，他们的追问，可以说是哲学之问，是人类之问。而亨廷顿教授的Who are we？虽然同样是追问，却已变为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问，美国之问。受到亨廷顿教授的启发和影响，我们的追问，我们的文化认同，在胸襟与格局上，也与柏拉图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先哲们所问的是世界，是人类，我们所问的仅仅是自己。

“中华文化”四个字，从海外到内地，从学界到官方，正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称谓和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愚、杨振宁、王蒙5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70余位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16年过去，我作为论坛的提议者和宣言起草人，抚今追昔，不能不感到那次颇具声势的文化认同也未能免俗。因为过于强调本国本民族文化，而缺失了全球语境下的世界性眼光和人文关怀。

这个反思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文化认同”的正面意义。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悖论。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作为一种因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有理由以“文化认同”为口号，保护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对策与全球化运动是背离的，是缺少对应性的，甚至是对立的。

因为“认同”即隐含着“不认同”。

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应当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对话、交流、合作、融合，总之是一种全球性、动态性的文化激荡。而“文化认同”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动态性的激荡，相对主义地缓解为静态的多元并存，各美其美，为今天的逆全球化思潮埋下种子。它与现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前后呼应，互为因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近几年的会议上，一再主张不可过度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可过度夸大某一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更不可过度夸大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各自比赛唯我独美。

更加缺少对应性的是，中国不仅一贯坚持全球化方向，而且还于2011年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在如此宏大的理念之下，“文化认同”显然已经远远不足为用了。因为它之认同，乃是小同。而今日之认同，除本国本民族之小同外，还应包括西方以至全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文明。

费孝通老的“四句教”影响很大，充满善意。但我总认为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各美其美”说得斩钉截铁，不太容易引出“美人之美”；而“美美与共”强调的也不过是多元并存的各个文化单元的和平共处，你好我好他好；明显缺失了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文化激变与融合。如此一来，“天下大同”还是天下不同。只是各有所宗，一堂和气，谁也别说谁。

还想说的是，“文化认同”，是人的故土之恋，父母之爱。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思量，自难忘”，不必大声喧哗，刻意表白的。

（二）天下“大同”

前面讲到天下大同的另一解。这一节，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的共同性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应该有人提出专门的研究报告。我只能尝试性地从不同角度简略地提出一些线索，供朋友们参考。

（1）现代人类是否起源一地，是否源自一个共同祖先？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包括中国科学家的DNA比对与分析，基本肯定了以上推想。

那么，曾经存在着、进化着的多个地区的原始人类到哪里去了呢？以中国为例，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万年前的元謀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10多万年前的长阳智人，到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构成相当完整的进化链。为何却要归宗于10-20万年前非洲的现代智人呢？

又是人类学家的研究说明，已经发现的原始人化石，从时序上看，距今10万年以上，5万年以下，中间是一个断层。而这个断层在时间上恰好与第四纪冰川期重合。这一时期，除赤道附近相对暖和的非洲以外，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罕见的严寒中消亡了。不仅中国，12万年以前已经生存于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安尼德特人，也在3万年前灭绝了。

研究表明，幸免于难的非洲现代智人大约从6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走向各处，也包括从东南方向进入中华大地，代替了先前存在过的东方远古人类。

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源出于共同祖先。这一论断，恐怕很难被推翻了。

并且，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从母系到父系，从旧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到青铜器，从渔猎采集、畜牧和游牧到种植农业……也走过了大致相同的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也让人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在绝无沟通可能的情况下，生存于不同文明人类先知先哲，竟会在同一历史阶段一起觉醒呢？

（2）寻求共同价值，守护人性，守护道德底线，各国人文学界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

我必须说明，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有的学者更倾向于译作“普适价值”）不仅存在，而且极其珍贵。我们所反对的，是将没有共同基础，旨在维护局部利益的某种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并强加于他人。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的基本精神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得以运作，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说明。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普遍价值计划”，讨论起草《普遍伦理宣言》，虽然转以支持区域伦理计划，但仍可看出追求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悬挂于联合国总部大厅，就是有力说明。

（3）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由人类的求知欲、好奇心、开创精神所驱动的人类科学，体现出人类认识世界的不懈努力。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中国学者王国维所说“学无东西”，以及人们常说的科学无国界，都是在说客观规律、真理、科学，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信仰、年龄和性别的。

2009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发行周有光先生的新作《朝闻道集》，那年他106岁。书中有一篇短文“科学的一元性”。其中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前苏联一边倒，认为不仅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于是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中国科学界居然成立了5万多个米丘林小组。西方科学被看做资产阶级伪科学。人类的进步终于证明没有“一国的科学”，“一个阶级的科学”。学术可以有很多流派，但科学是一元的。

（4）目前全世界的信教人口约65亿。每种宗教的崇拜对象不同，仪规形态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艺术风格也不同。但作为宗教超现实性、神秘性、排他性、终极关怀，以及博爱、同情、慈悲、利他主义等宗教情怀，却是基本一致的。当然，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是另一回事。

我们也注意到，一方面宗教的对立、冲突、战争没有停止过，而另一方面，不同宗教寻求“共同伦理”的努力也没有停止过。1893年以寻求建立全球信仰为目标世界宗教会议，以及一百年后，1993年瑞士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再次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并起草了《走进全球伦理宣言》，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他还曾说“中国的伟大人文传统的精髓：人道、互信、和谐，给世界伦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5）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心理活动由低到高，不仅有大致相同的顺序，而且知觉、注意、记忆、直觉、顿悟、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心理现象，是有相同规律的。有名的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所提出的人类心理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样的表述虽不能说已经臻于圆满，但其基本框架，以及他所指出的人类心理发展的次序和历史，却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哲学家们也曾指出，一个人生命过程中各个阶段，他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与人类大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是重叠的。就是，每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都在重复人脑的发展历程。所有的人都一样。

（6）艺术家、美学研究家们又告诉我们，人的审美取向千差万别，而共同之美是存在的。即使在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写给诗人何其芳的信件中仍然主张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阶级之外，这一看法也适应于不同信仰、民族、年龄、性别的人群。否则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那么多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会冲破时间和空间的界线，受到全人类普遍热爱。

优美、典雅、崇高、欢乐、诙谐、悲剧性等审美范畴，意料之外，曲径通幽，开门见山，情理之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气韵生动，似与不似，此时无声胜有声，婉约与豪放，写实与写意，大雅不雕，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等艺术经验、表现手法与美学风貌，以及简洁、和谐、适宜、对称、比例、对比、呼应、重复、停顿、再现、强调、节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积淀着人类共同的审美取向，成为李泽厚先生所讲的“有意味的形式”。

（7）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一词风行世界。人们所见，恐怕只是欧洲的现代化，北美的现代化，日韩的现代化，还有中国的现代化，等等。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甚至也没有公认的范式。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人们对于“现代性”及其基本指向的探讨。在不同样式的现代化实践中，隐含着共同的密码，即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的多元融合。

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也存在相同的现代性元素，许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认真研究这个现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元素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元素。说明姓资姓社并不是格格不入，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兼容互补的。很多年之后，也许两种制度会在长期并存，即对立又融合，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走向和解。就像有名的张横渠所说，“仇必和而解”，恐怕不一定非要谁战胜谁，非要你死我活。就是古人所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

（8）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知道，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须面临市场经济。不但都要面对价值规律制约，资源和产品的获得和分配，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程度不同的国家所有和宏观调控，以及大致相同的企业构成、运作与治理，而且连现代经济社会的负面，如拜金主义，劳动异化，两极分化，人的疏离、孤独、迷失等等，也是共同的。

同质化一词不断收到非议。但是当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走到一起，自然会有共同的选择。飞机和航空港，高铁和现代化城市酒店，经济体的结构，基本一样。不一样反而很麻烦。

当今时代，不仅人类的机遇是共同的，而且面临的危机和灾难也是共同的。灾难也已经全球化。

以上，从不同角度：现代人起源、共同价值、人类科学、宗教、共同心理、艺术与美、现代性、经济等方面简略论及人的共同性。

“人类”是我们的自称，费老说过，一个民族只有他称还不是自觉的。有自称才是自觉的。人类这两个字，已经把自己划归于人属下面的智人一类，就是人属智人类。而类，类别，类型，种类，分门别类，就是指性质、面貌和特征相同或者相似的事物。

差异普遍存在。人们常说，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另一方面，世上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如果完全不同，就不能比较，也不是树叶了。千差万别之中显示共同性，同和异是一体两面。而同是基本的，本质的。此谓“大同小异”。让人忧虑的是，这些人类的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被各式各样的“小同”遮蔽了。

在准备这份讲稿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想到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想到很多先贤先辈所留给我们的那些精辟的思想和话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将无同，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近世学者所谓学无中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蔑视他人的人格就是蔑视自己的人格……于是我想到，所谓人的共同性问题，在我们的国学中根本不是个问题。而今，为什么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几千年几百年后的今天又演变成一个问题，而且成为很大的问题，这倒也是个值得加以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

（三）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

近几年，我国与他国、我族与他族，自己人与外人，In group & Out group，这一类区割、分际，似乎格外敏感，格外受到关注。嘴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心里想的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是谁最早提出，有人说是主张天赋人权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也有人说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这个概念开始引入中国的时候，被翻译作“社区”。而今，“社区”已经失去共同体性质，已经不再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不过，据说有些地方在搞“拆村并居”，要把乡土中国意义上的社区变成今日的“社区”。

但无论如何，“共同体”与“社会”是不同的，其成员比“社会”更共同，也更亲密。“共同体”里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

按照我的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含之一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外人，全人类都是自己人，都是in-group，这是个前提。

欧盟是名气很大的共同体，前身是196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因为欧洲国家相似度很高，共同点很多。因此搞跨国联盟，他们先行了一步。从1967年成立到现在53年了，他们的困难还是很多。加上近几年英国脱欧，国内国际闹得纷纷扰扰，让许多人为之骄傲的欧盟黯然失色。

迄今没有什么力量能左右主权国家。联合国不过是个协商机构。只要愿意，主权国家想什么是什么。最厉害的当然是美国。2017年起美国先后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议，另外还有正在退出和威胁性将要退出的机构和协议，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疫情期间还单方面停止对世卫组织的捐助。这类由本国利益驱使下的主权国家的任性，是国际合作和共同体的最大麻烦。

首先是观念。我们常说“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也许是有的，但我怀疑我们有没有“世界观”。假如有，恐怕也严重不正。

我们已经习惯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客观存在，一个对象，一种资源，再加上一群又一群他者。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谋划着如何从这个世界上为我，为我的国获取更多更多的利益（所谓利益最大化）。这个世界观也太自私，太冷酷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国博弈，一起抢钱的世界观。

我很赞成哲学家赵汀阳关于“天下”的一个说法。天下是古代中国人的一个概念。而它又是一个超越了“国家”的概念。“天下”不同于“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为公”，这类说法明显具有类同于“世界”的含义。“天下指的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a world of worldness）”，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特别指出，“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争霸体系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

记得几年前，高占祥部长应日本学者池田大作邀请，共同作一本书信体的“对话”。我还记得池田先生在来信中表达过一个想法。他说，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是爱国至上，民族至上。为了爱国，为了自己的民族，做什么都是正当的。但到了21世纪，到了全球化时代，恐怕要重新考虑了。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无疑是重要的。但别人的国家和民族就不重要吗？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值得讨论。我想池田先生的这番话，不但是很慈悲，而且极有远见。

在今天，很需要协调的就是我者与他者，自己人与外人，现实与理想，总之是今天与未来。

所有的人，所有的地区、民族、国家，所有的经济体、政治派别、社会体系，都处于上述之二者之间。一头是这，一头是那，既是这，又是那，就像我们描绘的“政策性”所应有的两个坐标那样，一是现实情况，二是理想和未来的方向。正确的决择，无疑是既体现现实，又体现走向、方向。

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

我们有必要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样子”，是否体现了未来性，是否体现着世界的共同走向？

请允许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6月21日，网上出现父亲节的信息后，很快就有人撰文抵制，说那是美国人的父亲节。文中提到早于美国，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把每年的8月8日颁定为中国的父亲节。为什么放着本国的父亲节不过，却要去过美国的父亲节呢？这里说的是别人的和我们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别人有，我们无，怎么办呢？现攒一个。比如5月10日是母亲节，我们没有这个节，有的朋友就创造了一个以孟子之母为礼拜的“中华母亲节”。我想这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外国的、别人的一概不认。我想，假如有个标准，就是别人的节我都不过，我的节也不到别人那过。也能说的过去。问题是，我们一方面不许过洋节，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到洋人那里过中国节。这算什么呢？我还想到，我们对于民国时代的文化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为了抵制所谓美国的父亲节，我们宁可拿出从来也没有人过的国民党时代的父亲节，还说这个节定在8月8日，很有意义，是爸爸的意思。不过也不对，8月8日是洋人的纪年，是基督教的公元，而且爸爸之称谓是不是肯定出自古代汉语，也值得怀疑。

类似上述的例子太多了。如果其中所传达的精神状态、思想观念是当前中国的一种文化，或者说文化态度，那是让人不堪，甚至感到羞耻的。

不少朋友都有一个担心，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会逆转吗？我想，一时的曲折，一时的倒退，是会有的。但总体趋势的逆转则不可能。因为这个趋势符合逻辑，合目的，又合规律。

讲到此，我又一次回忆起那一次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许多睿智又可爱的脸孔。其中两位，都是历史学家，一位是现已90高龄的许倬云，一位已经故去的何兹全。他们在会议之前并没有商量过，却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讲述了一个同样的观点：历史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组织，从家庭、氏族部落、王国、城邦、帝国、民族国家，再加上欧盟和联合国的实践，从小圈子到大圈子，到更大的圈子，逐步从大到大，从分散到聚合，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最后会走到一起。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因为天下之事，天下之人，从大处看，是相同的。

[作者王石，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来源：中华文化促进会官网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