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调查：从“神童”到“撤奖” 谁让造梦大赛变了味？

从“神童”到“撤奖”，谁让造梦大赛变了味？

此前，这项由小学六年级学生完成的“癌症研究”，将全国青创大赛推至舆论旋涡中。

“到底是青少年创新大赛还是拼爹大赛”“科研也能世袭吗？”嘲讽铺天盖地。

7月15日，涉事学生家长陈勇彬发表书面情况说明，称自己过度参与了项目书文本材料的编撰过程，并就此郑重道歉。15日晚，第34届云南省青创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宣布撤销该项目的省赛一等奖。

事情已经有了处理结果。但争论并不会就此平息。

据报道，近日，同样获得全国青创大赛三等奖的、由武汉小学生完成的喝茶抗癌类项目，也被指出超出小学生能力范围。7月16日，武汉市科协称已介入调查。

舆论凶猛无情，质疑可能会一直持续。曾经多次参加科创类大赛的张及晨向科技日报记者感慨：“社会能这么关注科创类大赛的学术诚信问题，也是好事。”

造梦的大赛 变味的竞争

“学生也来拧拧螺丝，用下设备，最重要的是，留下影像，留个证据。”

一边倒的舆论，则让为这一赛事付出过心血的人有些五味杂陈。“希望公众能理性看待，不能因为极少数案例否定整个大赛。”中国科协原青少年工作部部长、曾担任过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主委会主任的牛灵江说。

根据官网信息显示，全国青创大赛是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体育总局、知识产权局、自然科学基金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

该大赛具有广泛的活动基础，从基层学校到全国大赛，每年约有1000万名青少年参加不同层次的活动。

这是盛会，更是竞争。

黄权浩曾多次以选手或领队的身份参赛。在黄权浩心中，大赛有特殊分量。“那些对科学有兴趣的青少年，需要平台展示自己。它也给我们提供了接触那些科学大家的渠道，对有些人来说，这或许是唯一渠道。”

不过，竞争的手段也有变味。

一位熟悉科创比赛的指导老师透露，一些强势竞赛中学，会做 “预答辩”：请来“一屋子”科创类比赛的评委，让所有要参加比赛的学生像正式比赛一样，在评委面前走一遍流程，介绍一遍自己的项目。

“美其名曰是请专家来指导大家。其实在过程中，中学老师也会和评委商量，看奖项如何分配。”这位老师介绍，“看谁今年需要成绩，就适当保障和平衡一下。”

更过分的，则是有的项目本身完全或者大部分由人代工。

大学毕业后，学习机械的贾昊（化名）曾在黑龙江某机器人培训类公司工作，并带过两组学生参加青创大赛。

贾昊入职时，其公司已经在科创类比赛上做出了成绩，在当地有了名气。公司小，人不多，能带的学生有限。“我们后来收的学生，都是‘关系户’，是当地领导家的孩子。一般学生给钱我们都不收。”

至于怎么培训，贾昊直言：“基本都是我们老师干。”

青创大赛的周期较长，通常从头一年11月末持续到第二年暑期。11月的时候，贾昊会和学生一起琢磨创意，但最后筛选出的用来参赛的创意，很多不是学生的。“说实话，他们想出来的，确实不行。”

因为，科创类比赛考察的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缺乏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知识积累，学生很难真正提出一个靠谱的问题。

“整个项目大都是老师做的。”忙起来的时候，整整一个半月，老师们没有休息，最早也是深夜11点下班，最晚的时候，则是凌晨3点多，“非常非常累”。学生也来公司，拧拧螺丝，用下设备，最重要的是，留下影像，录视频或者拍照片——这些在申报时都可以作为参与项目的证据。

决赛时的答辩怎么办？解决方案是背诵。老师写好答辩稿，从创意怎么来，到参赛作品的原理、实现方法和不足之处，全部准备好。

在贾昊看来，他们公司能在当地打响名号，一是在于师资力量比较强，二是在于老板人脉比较广，在市级甚至省级层面的比赛，都能打得上招呼。

在贾昊任职期间，他带的一组小学生获得了全国青创大赛二等奖，但他并没有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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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4日，嘉宾与获得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奖的得奖者合影。当日，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澳门大学举行专项奖颁奖典礼。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这东西注水后，就算孩子得了奖，我也没什么成就感。”两年后，贾昊离开了那家公司。

除了指导老师、培训机构、家长代劳，还有一种是高校课题组的老师指派自己的硕士博士生代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接触过一些参赛的孩子，又因为机缘巧合，后来接触到高校帮他们做课题的研究生。

用硕士生毕业论文内容的一部分去参赛，也是操作方法之一，因为它很难露馅。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往往要在学生毕业一段时间后才能在数据库内公开，而科创类大赛的项目参赛时间往往都在研究生毕业前，可以完美错开。

小镇青年的热血与愤怒

“尤其是前些年比赛结果跟升学挂钩时，猫腻现象就多了。”

这类造假行为被黄权浩等青创大赛受益和拥趸者所痛恨。

“我最讨厌的就是社会培训机构帮学生代做这些课题，或者卖课题，然后让学生背稿来参加这个比赛，影响比赛公平性，败坏比赛风气。”近年来，他也担任了广东省河源市青创大赛评委。

在黄权浩心中，青创大赛有特殊分量。该赛事的赛制，是地市级到省级再到全国级，层层选拔。最基层的学校，也有参加对应级别青创大赛的机会。

这也正是全国性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探究项目的综合性科技竞赛设立的初衷。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前身是1979年的全国青少年科学作品展。牛灵江回忆，彼时，科学的春天“春风正劲”，这一展览引起轰动。邓小平为展览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

“后来，中国科协就讨论是否要定期举办这一展览，在考察了国际上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尤其是日本的少男少女发明竞赛活动后，科协决定形式不局限于展览，要发起一项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活动，即全国青少年发明创造比赛和科学讨论会。”牛灵江说，“科协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个很有远见的事。”

2000年，该赛事与“全国青少年生物与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整合为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牛灵江说，这一有着 30多年历史的全国性竞赛，一直在借鉴国外同类赛事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规则，力求公平公正。

她不否认有极少数造假的情况。“尤其是前些年比赛结果跟升学挂钩时，这类现象可能就变多了，有些孩子拿着家长或老师的成果来参赛。”

在张及晨看来，发现项目的“猫腻”，并不算太困难。“有些评委比较聪明，在答辩时会问一些跟参赛课题无关但跟相关学科有关的基础知识点。”张及晨说，比如，选手说自己发明制作了一辆小汽车，那就给他一把改锥，让他演示如何把门卸下来。“你要是连这都做不到，这汽车能是你自己做的吗？”

牛灵江说，“但总体看，参赛的孩子大部分是对某个领域感兴趣、学有余力的，大赛给他们提供了平台。”

黄权浩至今还记得高中时到省城参加青创大赛时的兴奋。平时在学校里难得遇上科创爱好者，但在省赛现场，大家都是同路人。“我们很容易聊到一起，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年赛场上认识的小伙伴，有些直到现在，还是黄权浩的好朋友。

2010年，参加完省赛回到河源市，黄权浩就和市里其他几所学校的科创爱好者一起，在当地科协支持下成立了学校里的科技社团，举办科创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学生科技社团，掀起了当地中小学科技创新的热潮。

有一年参加省赛，广东省组织了院士给选手讲课。已近八十的老人，讲起当年建设国家的艰辛历程，并鼓励这些半大孩子们，学好科学，为国家做贡献。

内心震撼，无以言表。黄权浩说，书本上的人出现在你面前，还期待你投身科学。这种激励的效果，是任何文字都达不到的。

就某问答平台上青创大赛这一话题，黄权浩跟攻击比赛的言论“battle”过很多次。“他们说应该取消这个比赛。怎么能因为个别选手的行为，就全盘否定这个比赛，否定了所有选手的艰辛努力以及汗水？！”黄权浩说，以参赛为目标，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学校，诞生了多少科技创新社团；这些社团里，又有多少创新故事；围绕各个层级的比赛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和宣传，又激发了多少孩子的兴趣，决定投身于学术领域。“当年我认识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现已成为优秀的科研人员。”

孩子的创新不必“高大上”

“别说小学生，连研究生都很难从头到尾独立做完整项目，要理性看待青少年科技教育的目的和侧重点。”

某高校一位长期参与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老师指出，公众要理性看待青少年科技教育的目的和侧重点。

“别说小学生，青少年，甚至连研究生都很难从头到尾独立地做一个完整项目。在大多数实验室里，都是导师提出想法，学生操作。”上述老师指出，新思路和新想法的提出有赖大量积累，不能指望在青少年阶段，学生就能从概念开始独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跨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刘辉认为，科创类赛事侧重考查的还是孩子的创新意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他表示，这类赛事应充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设置相应机制来保障这一原则。

青创大赛的评审强调“三自”，即自己选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和撰写。申报材料时，必须交上申报书、查新报告、项目研究报告及附件。

入围终评的项目，必须在在终评问辩现场向评委提供原始实验记录、研究日志等相关材料，并现场展示项目研究报告中提到的主要创新点。

“参赛项目独立完成的标准是学生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设计方案，自己设计图纸等。加工工艺上可以找代工，试验的设计，材料的选择学生是主体；试验仪器设备和材料的提供可以寻求帮助。”山东省曲阜市杏坛中学老师、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陈登民介绍。其实，大赛并不排斥中学生参与课题组科研，也不反对他们在一个大项目中做自己的小项目。但关键在于，学生到底自己做了什么。

那为什么有些获奖项目，看起来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小学生的水平？

有些，可能是标题引起的误解。“说白了是‘旧物新用’。传统上用于A领域的技术，被创造性地用在了B领域上。但这个技术本身，不一定非要是学生自己发明的。”黄权浩说，这次获奖成果被网友攻击，可能大家也该反省下多年来的一个参赛习惯——用高大严谨的标题来描述自己的课题。“它容易引起注意，但不小心也成了‘标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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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可能真的涉嫌违规行为。

“公众的质疑的确给大赛主办方提了个醒。”牛灵江坦陈，“我们必须坚持办这个大赛的初心，那就是培养和选拔有潜力的科技创新人才，它不应该成为少部分寻私的工具。”

陈登民指出，比赛需要风清气正的环境，也需要大众媒体参与监督。他建议，比赛对参赛选手的作弊作假还要有更完善的鉴别机制，比如给选手提供大学或研究所的实验室，用于选手独立重复某个试验环节或改进其项目的某环节，以鉴别选手项目研究的真实性。“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对参赛作弊造假行为有惩罚及问责机制，保障大赛选拔出真正的创新人才，使大赛不断发展完善。”

去功利化：让更多苗子“冒”出来

在很多省市，青创大赛成绩仍是中考录取和小升初的加分项。

老师“代劳”、家长“过度参与”、机构包装“高大上”的项目……这些青少年科创比赛中的怪现象，逃不开“利益”二字。

其实，近年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已经逐渐和升学“脱钩”。前几年，在该比赛获得全国性一等奖能够在高考中加分，奖项也能成为高校自主招生入围的敲门砖。但现在，它在高招中的作用已经弱化。自主招生，在2020年也成了“强基计划”。从36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可以看出，全国青创大赛奖项并不在破格入围条件之列。但在很多省市，青创大赛成绩仍是中考录取和小升初的加分项。

“如果加分会让比赛变得污浊，那我宁可不要这个加分。而且现在也确实没有加分了。我们希望参赛的人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功利。” 张及晨说。

相比于关注事件本身，长期关注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更好推进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对青少年课外科技活动，我是非常赞成的。”朱邦芬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尤其是在目前中学数理化课堂教学有所弱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对于一部分学生是很好的补充。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现象，就全盘否定。”

“在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盛行的情况下，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难免也会受影响，尤其是当结果与升学有关系的时候，部分家长、老师就会想办法‘走捷径’。所以我很赞成这类活动彻底与升学脱钩，坚持‘去功利化’，这样才符合青少年科技活动的初心，才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科学精神的养成。”朱邦芬说。

朱邦芬认为，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关键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优秀的孩子自己‘冒’出来，而不是‘拔苗助长’。一定要培养孩子主动学习和主动研究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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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朱邦芬强调，虽然问题出在个别学生身上，但不能忽视的是，要教育家长和老师们转变观念。“不是搞几个看起来高大上的项目，或是在什么比赛中获奖，孩子就能成才；科技活动中的成绩不是好学校的敲门砖。参加这类活动除了培养兴趣和专业上的能力，更要注意培养孩子的为人，比如诚信、踏实、韧性等，这些品质不光对每个孩子很重要，对国家的未来更重要。”

“具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往往都是从兴趣出发的。需要将内心的兴趣、理性的思维以及行动上的实践能力进行结合，弥补弱项，以此提升真正的青少年创新能力。”刘辉说。

在云南省青创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通报之前，即7月15日下午，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也发出声明称，如发现违反大赛规则问题，将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他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大赛评审规则与程序，强化监管机制，更好引导和规范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欢迎社会公众继续监督，共同促进大赛持续健康发展。

“确实比赛的流程还可以优化，一些规章制度需要更加严格地执行。但大赛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黄权浩说。

责任编辑：何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