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迎来报复性生产：无论价格战还是直播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原标题：书业迎来报复性生产，无论价格战还是直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原创 黄璜 出版人杂志

疫情得到控制已有数月，目前来看，许多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出现在出版业中。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渐向好，书业当中则出现了“报复性生产”的现象——根据《出版人》了解，不少出版机构的编辑们正处于“加班季”，上架新书数量大幅度上涨。根据版本图书馆网站CIP数据统计显示，近三个月CIP申请总量超过5万种，环比上升114%，而本年度迄今CIP申请总量仅有10万余种，近三月CIP申请总量占全年申请量比重达50%。从上游供应商的状况也能侧面证实这一情况：一位校对公司的老板向记者反馈，自7月以来，该公司的校对订单暴涨，而在疫情期间，订单数则近乎于零；印厂方面同样如此，来自北京郊区的一家印厂透露，疫情缓解之后，印制订单数量不仅相较疫情期间大幅度上涨，同比去年同期也有所增加。

出版机构们的加速生产无疑是出版业复苏的迹象之一，但是，随着图书生产节奏的加快，编辑绩效考核、库存压力、码洋规模、利润空间等几组矛盾则愈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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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许久的众多印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加足了马力

绩效考核补作业

往年的这个时候向来是新书品种上架的高峰季节。一方面，多数出版机构都将年底考核的截至时间定在了11月底或12月底， 尚未达到考核指标的编辑会在考核期结束前“补作业”；另外一方面，临近双十一，有的新书品种会选择在此之前上架，以便能够赶上这一全年最大的促销活动。

今年则由于疫情的影响，上半年不少公司近乎停止运转，有部分出版机构选择了降低年度考核的指标，但哪怕KPI有所下调，经营业绩仍直接与公司以及编辑的收入挂钩，而上半年相对惨淡的业绩表现直接催化了这种“加班”的动力。根据中南传媒产业研究院联合中国出版协会民营工委共同发起的结果显示，接近20%的受访公司2020年6月前一本图书都没有上市，因此，公司为了完成年初制定的出版计划，编辑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自然会加快生产节奏。一位出版公司的老总向记者表示，“最近几个月公司运营缓过劲来了，自然要把生产节奏往前赶，以弥补上半年的窟窿。”

一线编辑对“加快节奏”这一现象的感知也相当明显。一位来自头部出版公司的编辑在最近一个月中感受到了来自上级施加的压力，“公司领导每周给品牌主编开会，主编再给我们开会，反复汇报新书进度。”

在记者的调查中，一个编辑一个月内数本新书下厂的情况并不在少数。问题在于，尽管多数公司已经把考核的重点放在了毛利、净调拨码洋等指标上，但是不少出版机构仍旧对编辑的出书品种数、造货码洋等指标有所要求，这种考核方式在往年图书销售状况良好的时候问题尚不凸显，而如今叠加多重不利因素，诸多问题进一步浮出水面。可以说，对于一些年度考核重心放在出书品种数的编辑而言，如此强度的新书出版速度或许能够缓解年度考核的压力，但对于企业而言，爆发性生产带来的库存压力不容小觑。事实上，为了双十一和开学季的促销，多数出版机构都会进行备货，可以说，本年度的双十一被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但如果销量不及预期，库存压力势必影响后续的生产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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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的产量加剧了众多出版机构的仓储压力

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在受疫情反复影响的出版机构上。一位在京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向记者透露，在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前，该公司就开始了加速生产，以其能弥补第一波疫情带来的影响，但新发地疫情爆发后，物流、营销、发行等多方面再遭重创，因此，刚刚生产出来的新书也只能成为“滞销书”。“如今我们也在‘报复性生产’，但是图书平均首印量比之前要减少了许多，每本书的起印量只敢定到5000。”突然爆发的库存压力也让这位编辑部主任所在公司的图书化浆时间提前，化浆数量远超往年。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若非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承担“销毁国有资产”的责任，图书化浆的手续也非常繁琐。如今，面对着库存压力，出版机构们也不得不让部分图书提前化浆，从而为新书腾出库存空间。

利润还是规模？

库存的压力除了来自于生产量的暴增，也与销售的疲软密切相关。

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实体书店销量的断崖式下跌。根据开卷数据显示，2020上半年，实体书店渠道同比下降了47.36%；除此之外，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也让非刚需的图书消费有所下降。一位编辑的感受或许也能证明这一点，“今年文学和社科类书明显感觉卖不动了，只有少儿、工具类以及教育类的书还能勉强维持。”一位文学编辑更是在疫情期间由于实体书店有退货而遭遇了职业生涯第一次策划月销量为负的窘境。

不仅如此，大众出版公司赖以生存的重点书品种销量也在下降，一位民营出版公司的策划编辑向记者表示，今年部门的新书重点品销量仅有去年同级别新品的三分之一，部分品种甚至仅有六分之一。“我们现在只能靠着老书活着，新书不得不做，但销量非常一般。”这位编辑向记者说。

因此，打折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在采访中，“不得不”成为许多受访对象挂在嘴边的话。一位综合型出版社主管发行的副社长向记者表示，“价格战现在已经扩散到全时段、全品类了，你不参与电商的促销活动，但竞品都打折了，销售上就会差一截。”但是价格战也是饮鸩止渴，“一旦折扣打下去了，市场认知之后想再提回来可就不容易了。”

价格战也意味着毛利率的下降，促销与电商返点让出版机构的电商结算折扣要远低于线下渠道。但是对于企业经营而言，追逐码洋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对于市场中搏杀的出版商们来说，微利也只能接受，因为“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价格战以外，2020年风生水起的直播也被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但是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自有直播能够做出名堂的寥寥无几，有的出版机构直播间观看人数仅有数人。对于许多编辑而言，这也意味许多负担，除了那位赶鸭子上架的新手主播以外，还有几个编辑扮演了为数不多的“观众”角色。

除了自己开展直播，也有不少出版机构选择和头部主播合作，但是对于头部主播而言，进入直播间往往就意味着“全网最低价”，加上主播的佣金，直播成本已然逼近电商大促。稍值得庆幸的是，直播结算回款相对较快，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下游实体书店结算慢带来的现金流紧张。

但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更需要思考的是，无论是价格战还是直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走出至暗时刻，或许还需要挖掘书业更多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