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华为鸿蒙掌舵人王成录：真正的第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第一

程曼祺 宋玮 | 编辑

晚点LatePost（ID：postlate） | 来源

2017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卖出1.53亿台手机，以20.4%的市占率首次登顶中国第一。任正非却很担心：业务怎么增长这么快？有没有风险？

抱着疑问，2018年初，任正非挨个听取了消费者业务各部门的汇报。其中，软件部门的汇报由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负责。

在华为北京研究所做汇报时，王成录向任正非传递了一个想法：将来，华为消费者业务可能做到上千亿美元收入，规模越大，越经不起波动；根基不在自己手里，太危险，华为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

任正非认可这一想法。此后，操作系统项目从软件部内部项目升格成公司项目，这就是今天备受关注的鸿蒙操作系统（以下称鸿蒙）。

在当时，自研操作系统看起来并不迫切，而到2019年5月，随着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华为的未雨绸缪被证明不是多虑。华为现在已无法从产业链中获得高端5G芯片，也无法再使用海外Android手机必备的Google移动服务套件（GMS）。2020全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下降了21.6%。

鸿蒙成了华为冲出重围的重要突破口。受制于产业整体状况，中国高端芯片短期内难以实现“去美国化”。而软件领域的操作系统，则能从全球开源社区中获得支持，有更多腾挪空间：王成录说，如果鸿蒙能在接下来两年让更多华为用户留下来，“硬件可能就回来了”，华为消费者业务或可再次崛起。

定位为IoT（物联网）操作系统的鸿蒙，还承载着华为的未来布局。据IDC数据，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连续4年下滑，在移动互联网之后，IoT被认为是下一个更大量级的机会，鸿蒙即是华为力图在IoT时代继续领先的关键项目。

重担的另一面是争议与质疑。

按王成录的想法，鸿蒙从不是要做Android或iOS的拷贝，但大环境的转变，让鸿蒙不得不被置于与Android和iOS的直接比较中：2019年8月鸿蒙正式对外发布后，被吐槽为PPT；去年2.0版本发布后，吐槽又升级为“Android翻版”。

鸿蒙的挑战还在于生态规模：Android有约2000万开发者，iOS有约2400万开发者，鸿蒙现在的开发者则在数百万级。

同期，华为也在发生一场转型。去年11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提出，华为正从一家“硬件先进公司”转型为“软件先进公司”，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更大范围内，已在应用层创造出繁荣商业的中国软件产业也开始面临更难的考试：能否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乃至编程语言等更底层、基础的环节拿出可用、好用的产品？

2021年1月下旬，《晚点LatePost》独家专访了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鸿蒙操作系统负责人王成录。

1998年，王成录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后进入华为，2012年担任华为中央软件院（下称中软）总裁，2015年调岗至华为消费者业务。王成录曾主导研发了方舟编译器和此前华为手机上基于Android的EMUI系统，是华为目前在软件领域的重要研发负责人。

在华为的业务布局中，在华为从硬件先进到软硬先进的转型中，乃至在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进程里，鸿蒙现在都处在一个特殊位置。

以下是《晚点LatePost》与王成录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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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台华为手机今年将搭载鸿蒙

《晚点》：2019年，华为上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同一年，你们正式对外发布鸿蒙。在新情况下，鸿蒙和华为手机业务相互需要。但现在有人认为，华为会彻底退出手机市场。

王成录：不会。手机业务一定会在。

《晚点》：高端芯片供应怎么解决？

王成录：我们终归有办法，包括储备，不会一下都卖光。

《晚点》：但华为目前新手机的量基本没有了，旧手机会被逐渐换掉，接下来怎么办？

王成录：所以这两年的鸿蒙生态发展特别重要。目前我们仍有几亿华为手机用户，如果老用户升级到鸿蒙系统后，体验非常好，他可能会留下来。只要这两年时间抢下来，我们的硬件可能就回来了。

《晚点》：这么乐观？

王成录：我比较乐观。最近这十年，中国各行业的进步超乎想象，原来很多无法制造的东西今天都能制造了，比如高端手机制造、柔性屏等等。你看这个瀑布屏（王成录举起了他手里的华为Mate 40手机），它的边框工艺，目前只有中国蓝思能做到。所以这个信心我是有的。

《晚点》：你之前参加公开活动说，今年鸿蒙在华为自有设备的装机量是2亿，多少是手机？

王成录：手机2亿；Pad、手表、智慧屏、音箱等，3千万台以上。

《晚点》：算上合作伙伴的整体目标呢？

王成录：今年搭载鸿蒙的设备，保守目标是3亿台。

我们不是盲目定的3亿，我们分析了过去二十年PC产业和移动产业的生态发展，发现16%的市场占有量是一个分水岭，超过16%的生态基本就成功了。

《晚点》：鸿蒙2019年对外发布时，你们曾特别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上，现在又把手机装载量视为主要目标，所以在定位上，鸿蒙主要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还是IoT操作系统？手机和其他IoT设备，哪个更重要？

王成录：鸿蒙首先是面向IoT的操作系统，它的首要目标，是用一套系统满足大大小小各种硬件设备。设备上的系统就像语言，语言相通的设备就很好沟通；语言不通，转换起来就很麻烦，消费者的体验也不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IoT很难爆发。现在的所谓智能设备，比如电视、车机、音箱，装载的系统五花八门，很难把它们连起来，更无法谈智能化。因此，设计鸿蒙的第一目标，就是用一套系统弹性搭载在各种IoT设备上，实现系统的统一。

手机只是IoT设备的一种，没必要割裂来看。从业务上说，优先级是手机；同时，智能手表、智慧屏、智能车机和Pad等消费者高频使用的设备，我们都希望尽快上鸿蒙。

《晚点》：为什么2019年时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

王成录：第一，那会儿还存有幻想，希望能恢复和Google合作，一旦你要做（手机）系统，就相当于和Google决裂了。

第二是与Google的合同还没有执行完。Google的商业考虑非常完整，Android生态有一个“移动应用分发协议”，与Google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用GMS Core，如果违反该协议，Google就有权终止服务，这意味着你生产出来的手机，只要物权还没转移，都要冻结，不许卖了。当时我们还有大量手机的物权在手里。

《晚点》：后来是怎么和Google沟通你们要自己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2019年年中，在香港见面聊的。因为Android厂商主要在亚洲，所以Android主管Hiroshi Lockheimer每年会在香港的一个酒店里集中见各手机厂家的人，这是惯例。

《晚点》：Google听到你们要做鸿蒙时，惊讶吗？

王成录：一半一半吧，因为每年和Google沟通时，华为是最特别的一家手机厂商，想法最多，不断推动Android系统的创新。

比如我们有一个降低功耗的Sensor Hub（智能传感集线器）设计，最终被Google接受了。这之前，手机里各种传感器，比如计步传感器，要工作时就会唤醒主CPU，功耗很高；我们在主CPU边上放了一个功耗极低的芯片，让传感器先跟这个芯片沟通，有紧急的事再唤醒主CPU。这让华为手机的续航性能领先所有友商。类似改变Google原生设计的想法还有很多。

这是华为很大的优势，我们的技术，从芯片到云，全栈都有，一个逻辑功能，把它放在哪层最有效我们都可以实现。如果只有全栈中的一段，就很难做类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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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的商业繁荣都是暂时的

《晚点》：鸿蒙被广泛关注是华为上了实体清单的2019年，但你们内部2016年就立项了，谁最先提出要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主要是我推动的。如果再往前三到五年，2012年我在华为中央软件院时，就有做操作系统的想法。当时是从技术角度去推动的，因为做软件技术如果没有系统平台，会非常零碎，技术扎不下去，很难做出优势。

《晚点》：2012年就有想法，为什么到2016年才立项？

王成录：华为有一个软件决策委员会，由各产品线的软件研发主管组成，会一起商量这个事。从业务角度讲，当时（2012年）华为主要做电信设备，大家没有很强的生态诉求。但从技术角度讲，大家认为有价值，所以我们定义了软件基础设施1.0，把操作系统、数据库放到整个架构里，供各产品来用。2014年之后，消费者业务增长非常快，有很多生态的事，想躲都躲不开，所以很自然地想到，一定要做自己的系统。

《晚点》：鸿蒙立项，你是推动者，那么谁是拍板者？

王成录：正式立项是在2016年5月，在软件部内部立项，这一点非常感谢华为的研发机制。华为研发分三段：一段是2012实验室，它看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方向和趋势；各产品线的研发部有两段，一段是产品线研究部，关注一到三年的技术趋势和技术点；另一段是产品开发部，聚焦未来一年的研发交付。软件部的研究部当时大概140人，决策权在软件部，我们先立项研发了操作系统原型，到2017年5月，1.0版本就出来了。

我们消费者业务部每年有两次务虚会，消费者EMT（核心管理团队）参加，这是很好的机制，大家开脑洞，聚焦一些核心议题，务虚会一般不讨论当下的具体问题。

在2017年年中的务虚会上，我报的议题就是开发一个多设备之间协同的分布式IoT操作系统，并分享了当时开发的1.0阶段成果。

《晚点》：当时余承东（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王成录：余总认为这个技术方向很好，但实现难度太大，特别是软总线的挑战太大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有总线（用于连接各个部件），总线的物理承载是导线的硬连接，软总线的目的就是用无线承载的方式，实现硬连接一样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低时延。

《晚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让华为手机成为中国手机市场毫无争议的第一吧？

王成录：对，不仅是中国市场绝对第一，余总的目标是全球第一。但我觉得第一内涵可能不大一样，真正的第一指的是第一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我们做不到。就比如今天华为的手机，虽然我们在中国市场最高份额曾经超过了50%，但在美国制裁下，市场份额快速下滑，说明我们还不是中国市场上真正的第一。

《晚点》：当时有跟余总或务虚会其他人讨论过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王成录：讨论过，但没有人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最没想到的是软件不让用，Google服务不让用。

《晚点》：务虚会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项目还在继续？

王成录：对。这是华为研发机制的一个优势。看到1.0版本后，我判断这个系统很有潜力，就在部门内继续立项做2.0 ，软件研究部的项目决策权在我们团队手里。

《晚点》：出现转折是什么时候？

王成录：2018年初，任总想仔细了解下消费者BG各部门都做了啥，他老人家很担心，我们增长太快了，会不会有很大风险或问题。他带着助理逐个听各部门的业务汇报。软件的汇报在北京研究所，用了一上午，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操作系统的想法汇报给任总，他非常认可，这下我就有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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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点》：这个汇报准备了多久？

王成录：一周。

《晚点》：前一晚在想什么？

王成录：前一晚在想怎么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让任总能听懂。软件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如果讲不好，就达不到汇报的目的。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各种比方、举类似例子等。

《晚点》：怎么跟任总说的？

王成录：我说华为将来要想把产业做到上千亿美金规模，单打独斗压力太大，能不能让伙伴跟我们一起做？华为消费者业务的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经不起波动，如果一百亿人民币的生意，波动50%对华为影响不大，但一千亿美金的生意，下滑10%的影响就很大。生态在别人手里，太危险了。

《晚点》：任总可能会说苹果也是单打独斗自己做？

王成录：我觉得他老人家骨子里就是很开放的。

《晚点》：你知道他能听进去。

王成录：对。我说，任总，将来能不能把咱们的系统装载到各种设备上。他说好啊，鼓励你们装到车里，装到电视里。

《晚点》：所以跟任总说，应该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这件事情，比跟他说，中美关系以后会让用其他系统不安全，更能打动他？

王成录：我觉得是的吧。没有任何人能够判断未来中美关系会怎样。但从业务和技术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掌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主动权，往哪个方向走都决定不了。

《晚点》：任总的认可意味着什么？

王成录：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去打造华为消费者业务未来二十年的底座。没有根的商业繁荣都是暂时的。华为算是中国很好的高科技公司了，但被美国制裁仍然受到这么大影响，还是因为在根上扎得不够深。

《晚点》：具体到资源、人力的投入上有什么变化？

王成录：鸿蒙不再仅是软件部内部的技术项目，2018年5月，鸿蒙获得华为CBG（消费者事业部）投资评审委员会的投资，成为CBG正式项目，离商用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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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一家公司可以做技术，但不太可能做成生态

《晚点》：百度、阿里都做过操作系统，为什么很难做成？

王成录：做一个操作系统，一定要跟产业的发展节奏匹配上。如果产业在高速增长期，要做一个新系统不太可能成功。换句话说，只有在产业升级转型时，做操作系统才有成功的基础。

《晚点》：2016年鸿蒙立项时，你看到了什么转型升级的机会？

王成录：当时整个智能手机产业在高速发展。决定做系统，是基于华为自己对智能手机业务未来发展的判断——智能手机总有一天会市场饱和。当时华为智能手机业务正处于发展快车道，目标是三年后年销售收入达到1000亿美金，五年超1500亿美金，但整个市场总量也就8000亿美金左右。

市场一旦饱和，发展就会降速、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竞争会非常惨烈。业务和队伍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想，如果手机业务到了天花板，下一步该怎么做。

《晚点》：所以，产业在上一个顶点时，适合下一时代的新系统切入。

王成录：对。如果产业不发生转折和升级，新系统不会有机会。2016年我们决定做鸿蒙系统，不是再做一个Android或iOS。

一个操作系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就要看这个系统能否给产业链各参与者带来潜在的巨大价值。再做一个一样的东西，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没有变化，可能就不会买单，这样开发者也没有动力开发应用，生态就发展不起来。

《晚点》：做得不一样更容易，还是做得更好更容易？

王成录：从技术角度讲都不难。把握时机很重要，鸿蒙的时机还是挺好的。

《晚点》：技术角度都不难，鸿蒙2019年刚发布时，有人质疑它是“PPT”。

王成录：一件事大家不理解太正常不过了，尤其是做操作系统这么复杂和挑战的事。

《晚点》：去年9月，你们发布了鸿蒙2.0，并初步开源，并在同年12月推出了手机开发者Beta版本，但置疑也升级了，比如评价它是Android翻版。

王成录：我觉得挺好，说明大家至少关注了。其实大家质疑鸿蒙是不是Android换个壳，这说明中国科技界对软件开源的理解不够一致。

并不是所有Android代码都是Google开发的，绝大部分代码来自开源社区。鸿蒙也会吸收社区的优秀技术和代码，用了AOSP（Android开源项目）的开源代码，就判断鸿蒙是Android换了皮，说明这类吐槽者没有太准确理解什么是开源。今年10月，鸿蒙第三阶段的开源代码会上线，来自AOSP社区的、由Google贡献的代码几乎没有了。

《晚点》：你刚刚说，好东西可以拿来，为什么又不用了？

王成录：它的技术架构设计很好，但单点技术或组件不一定都是最好的。软件架构是一个整体框架，这里面的某些组件，可能Google做的还不如其他公司。

《晚点》：为什么会这样？

王成录：那太正常了，每个领域都是术业有专攻，比如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就差得远了去了。所以Google再强，不可能面面俱到，它最伟大的地方是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架构。

《晚点》：你会怎么看一个操作系统架构的好与不好？

王成录：应对变化的能力。因为软件的特征就是总在变，架构的核心就是如何快速应对变化。

《晚点》：如何实现呢？

王成录：软件架构，实际就是产品功能逻辑的技术实现。比如一部智能手机，开机后，先是系统检测各器件与模组，然后加载整个软件系统，直到启动完成，这个过程就是产品功能逻辑的一个实例。基于产品功能逻辑来确定系统整体实现框架，并定义和划分各模块的功能，这就是软件架构。

架构要快速应对变化，需要把各模块的功能定义清楚，并让各模块在逻辑上低耦合，也就是减少模块之间的相关性。这样，当要做新功能、系统优化和bug修复时，才能保证相应修改的影响范围小，保持架构整体上的稳定性。这样的系统，应对变化的能力自然强。

《晚点》：Google这个做得不错？

王成录：对。这一点我觉得欧美比咱们要强得多，在很多单点技术上中国一点都不差，但是我们在架构和系统能力上有较大差距。

《晚点》：架构上不如欧美是因为人才问题？

王成录：人才、环境、包括教育特点。软件特别需要能系统性思考的人，软件非常怕零碎。它不像硬件，比如这个瓶子（举起手中矿泉水瓶），瓶盖和瓶身可以分开，但是软件几乎没有一个功能只跟一个模块有关系。比如智能手机的一个转场动效，可能与从应用层到系统底层的驱动都相关。软件系统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全局。

《晚点》：其实从技术架构上来说，“微内核”架构的鸿蒙可能更像苹果，苹果的多设备之间，也是不通过app就可以连接，你们和苹果的系统有什么不同？（Android架构是宏内核，苹果系统包含微内核架构。微内核可以适应多种设备，通过系统直接连通，不需要用app整合，灵活性好、安全性更高；宏内核的优点是效率更高、性能更好。）

王成录：我非常高兴的就是鸿蒙的目标和实现方案，与苹果去年WWDC发布会时定义的方向几乎一样，都是多设备在底层的融合互联。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因为你走的方向有更多人走，我们就更可能成功。我们和苹果最大的不一样是，苹果是封闭的，鸿蒙则会开放地做，与所有可能的伙伴一起，把鸿蒙生态做成功。相当于说我们又有苹果的优势，又有华为的优势。

《晚点》：很多人还是不太相信，中国能做出一个匹敌Android或iOS的操作系统。

王成录：做操作系统，挑战不在于技术，而在生态。仅凭一家公司可以做技术，但不太可能把生态做成，这是大家不相信的原因。

《晚点》：除华为自己的手机之外，你们在与别的手机厂商合作吗？

王成录：鸿蒙是开放的，如果别的手机厂商想用，我们会支持。

《晚点》：小米有位高管曾发微博说，如果华为的鸿蒙和芯片业务独立出来，他们当然愿意用，你们有想过在组织架构或运营上做一些更大的调整吗？

王成录：这个问题应该是老板考虑的。

《晚点》：在IoT领域，现在有不同路线。比如有的厂家是先做了很多终端设备，然后做连接，而且它有一个自己的生态。

王成录：工程领域永远不会只有一条路，这是选择问题。华为不会做一个临时方案，而是要有通用性和扩展性的方案。

从应用层打通也可以实现多设备之间互动。但app想在手机和电视等不同设备之间流转，就要做针对性的适配修改。未来不管是手机升级，还是电视机升级或是app版本升级，都可能导致app在手机和电视之间流转不起来。

应用层打通这条路走下去的代价会越来越高，不具备通用性和扩展性。鸿蒙则是在底层实现硬件模组的融合，上层app原来的业务逻辑几乎不需要修改，就可以实现多设备间的流转。

《晚点》：现在消费者还没有感觉到有很大差别。

王成录：这是因为消费者目前很少有机会体验到，搭载鸿蒙的设备还不够多。

《晚点》：目前鸿蒙整体生态建设情况怎样？不足和进展是什么？

王成录：一方面，现在生态的量还不够多，不够大。Android有约2000万开发者，iOS有2400万开发者，鸿蒙生态的开发者数量还差很多。

另一方面，硬件和应用厂家对鸿蒙非常认可。硬件伙伴方面，几乎所有家电企业都来沟通了，大多已经开始落实合作。美的从接触到决策全部硬件使用鸿蒙系统只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

软件伙伴方面，我们选择了中国应用市场下载使用排名前200的厂家，一个个去沟通，现在已确定做方案的有70%。

今年搭载鸿蒙的设备至少3亿台，消费者很快就会感受到鸿蒙带来的体验升级。

《晚点》：剩下的30%在顾虑什么？

王成录：第一，有可能跟他现有的商业有冲突，比如说有人担心，他开发了基于鸿蒙的应用，是不是原来的app就没人用了，流量就丢了？还有，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像你说得这么好。

《晚点》：开发精力的投入是否也是一大顾虑？之前我们看到的鸿蒙版京东直播投屏，据说一人开发一天就做好了，但那是一个特性改造，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完整的鸿蒙版app需要多长时间？

王成录：实际上，我认为app这种服务承载方式到天花板了。我们用的app，哪怕是最高频的app，可能连它10%的功能都没用到。现在app的做法是大一统，什么都往里放，实际对消费者是负担，找半天找不到要用的功能。

所以我们坚定认为，将来的应用是积木式、乐高式的，比如一个小硬件，输入输出只有一个麦克风，就没有必要把视频相关的服务放进来，只运行音频服务就够了。我对这一套编程框架非常有信心。

《晚点》：对开发者和消费者来说，接受app之后的这种新形态容易吗？

王成录：对开发者，这个必须要非常简单。我们的目标是做过一年Java开发的人，学上一两天就可以做很好的应用。

消费者接受起来会很快。比如昨天我们刚做出一个demo，把手机往Pad旁边一放，就能识别设备的相互位置，我在手机屏幕上只要这么一划，（界面）就到Pad里来了。如果说我想讲胶片，我就可以把边上的解释部分留在手机，胶片部分挪到Pad上，消费者可以自己随意拖一块内容放到不同设备上去。

这种体验完全不是今天的智能手机app能比的。相当于将来消费者可以自行组装搭载鸿蒙的多种硬件，形成自己的超级终端。

《晚点》：未来IoT也会像今天的手机一样，形成两大操作系统吗？

王成录：我觉得是。

《晚点》：中国一套、美国一套，还是开放一套、封闭一套？

王成录：不管开放、封闭，我认为任何一个体系里，可能都是两个系统刚刚好吧。

《晚点》：为什么两个就够了？

王成录：互相良性竞争，推动不断进步。一个缺少竞争，前进动力不足；三个对开发者来讲意味着成本增加。

《晚点》：有一家是鸿蒙？

王成录：对。

《晚点》：另一家是谁？

王成录：应该是苹果吧。苹果这家公司很伟大，值得尊敬，非常有技术追求和战略定力，比如在广告变现上，苹果很克制。

《晚点》：你在你们事业部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人吗？

王成录：我挺乐观的。因为我对鸿蒙非常有信心，它不仅仅对华为有价值，它对中国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相关产业都有巨大价值，而且是质变的价值。鸿蒙不是那种延长线上的创新，它很有可能改变移动互联网走向。

《晚点》：你认为鸿蒙未来有可能成为两大IoT操作系统，信心来源是？

王成录：主要有两点 ， 一是鸿蒙本身的巨大潜力和价值。鸿蒙有3个核心特征：一套系统能弹性部署在所有IoT设备上、设备间融为一体以及应用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这将给消费者的体验带来质的提升，给IoT硬件厂家及应用开发者带来巨大创新空间，它会解决IoT生态参与者原动力的问题，这点是基础前提。

第二是华为的技术实力。华为技术储备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领先的。举个例子，公司曾经很担心Google中断与我们的合作后，终端软件会不会因此丧失竞争力，会不会连Google的安全补丁我们都可能打不了了。

但2020年跑下来，在我们已与Google中断联系的情况下，新发布的EMUI 10.1和EMUI 11.0的NPS（消费者净推荐值，衡量消费者满意度的指标）超过80分，是EMUI历史上的最高点。虽然我们无法在开源之前获得Google的补丁通知，但过去一年多，华为仍是Android阵营里安全补丁升级最快的厂家。这里面的核心技术是华为的“全栈补丁”技术，就是我只换其中一小块就行了，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智能手机厂家有这个技术，连苹果都没有，只有我们有。

《晚点》：为什么只有华为有这个技术？

王成录：这个技术是我从核心网（属于华为运营商业务）产品线带过来的。补丁的好处，就是它很小，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就可以把它打上去，不需要中断业务，方便快捷。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补丁？是因为核心网的产品中有媒体网关这个网元，它是交换机的媒体面设备，升级比较频繁。当时我们在全球有3万6千多个媒体网关局点，如果每次升级更新都用全量版本，技术服务成本会非常高，因为每次都需要人到现场实施升级。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必须实现远程打补丁，人不用去现场。我们2009年开始做这个项目，2010年底就实现了远程打补丁的目标。

同理，智能手机原来的升级更新，几乎全部是全量版本，体积大、占用资源多，下载费时。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补丁技术，从2015年开始立项研发，一年多后，终端业务上也实现了全栈补丁技术。

《晚点》：所以对Android、iOS来说，你们这是跨界打击，是吗？把运营商业务的技术积累用到终端上。

王成录：对，我们现在在手机上打的补丁已有数十亿次。分享一个我在终端遇到的例子，当时有一个应用厂商，他们有一种模式，你的手机如果想跑我的应用跑好一点，你得先给我钱，我给你做定制版。当时我们没要定制版，因为我们已经把GPU Turbo做出来了，跑这些应用非常稳定。结果我们手机发布当天，这家厂商就升级了版本，只在华为的手机上会随机花屏。当晚9点多，舆情一下子就来了，我们从9点开始定位问题，到凌晨1点就做出了补丁，凌晨2点半之前全网打完，第二天舆情一下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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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才有持久生命力

《晚点》：关于鸿蒙业务，目前你向上和谁讨论比较多？

王成录：小徐总（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余总（余承东），我和老板（任正非）最近这一年沟通也很多。

《晚点》：他们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王成录：老板关注成熟度，他希望鸿蒙能大规模使用，给中国移动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做出贡献。余总考虑的是对现有商业的贡献。小徐总可能除了商业贡献以外，还希望华为利用这个机会转型，把相应的文化、氛围营造出来。

《晚点》：任正非在2020年11月华为一个内部会上提到，华为是一家传统的硬件先进公司，现在要转型为软件先进公司，但很困难。如何在硬件基因的公司里，营造软件文化、氛围？

王成录：所谓软件文化是软件的特征决定的。软件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最难的是大家有共同语言。需要做软件的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软件讲清楚。软件人的逻辑抽象能力要强，沟通能力要强，才能持续布道，逐步统一团队和公司内的语言和认知。

《晚点》：你说的共同认知的范围是整个公司？

王成录：是的。与软件团队合作的团队，必须在统一认知下工作。比如说要不要做编译器？编译器的价值在哪？这些共同认知没有，编译器是做不下去的。即使是现在，我们的方舟编译器仍然会受到质疑。包括有时余总（余承东）也会反复，问你们编译器做哪儿去了？是不是就是提升了性能？

《晚点》：为什么这几年大家的认知还没有对齐？

王成录：软件太抽象了。再加上业务和竞争环境时刻在变，导致软件的内涵和外延也时刻在变，要持续对齐统一，这会是常态。

《晚点》：是不是和华为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层里，本身做软件的人相对少有关？

王成录：对的。我估计公司层面20%不到，董事会成员几乎都是硬件出身。华为的传统优势是硬件，如果这次转型能够成功，我们软件和硬件都很厉害，那华为就有可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晚点》：现在华为消费者业务在软件方面如何做决策？

王成录：大部分授权给我了，关键点给小徐总、余总汇报，达成一致就干了。

《晚点》：人才招募情况怎样？

王成录：90%以上是应届生。

《晚点》：社招为什么很少？中国计算机领域的人才其实挺多的。

王成录：中国众多的软件人员都被吸引去做上层应用了，系统人才比较缺乏。没有大型的系统汇聚大家的力量，技术扎不深，很可惜。

我们2009年开始做编译器，那时在国内找不到人，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培养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当时就在美研所招了将近20名华人。后来我到了中软以后，才正式向公司要申请了50多人的编译器研发预算。

那会儿我们也开始跟中科院计算所合作，培养这方面的学生，毕业就可以来我们这边。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积累，华为现在有将近500人的编译器队伍。

《晚点》：这些人也是后来EMUI的开发主力？

王成录：很重要的队伍。

《晚点》：这是你们的一个优势。

王成录：是的。这个优势太关键了。

《晚点》：他们没有被其他公司挖走？

王成录：没有，因为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其他工作，国内几乎没有企业做编译器研发。我觉得这是中国计算机产业一个挺悲哀的事，从业人员超过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但没有像样的计算机相关核心系统在中国手里，所以很多产业看着繁荣，其实都处在价值链的最底端。以编译器为例，如果真到极端情况，美国不让我们用了，中国软件行业就立刻停摆了。

《晚点》：现在其他厂商都用的是国外的编译器？

王成录：对，绝大部分是GCC和LLVM，这两个最多。我在中软工作的那两年，说实话对后续消费者这边工作的开展贡献很大。也是在中软的时候，我们开始大规模参与开源社区。现在想想，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经验积累。

《晚点》：当时看到了什么？

王成录：那时我们基本上就是个“菜鸟”。我们的沟通能力和技术判断力都差得远了。因为社区是完全自由化的，完全凭个人影响力来获得地位。比如咱们一起做一个项目，大家可能从来都没见过，都是远程沟通，平等陈述方案，最后投票选出最终结果。我们的人加入社区以后，视野也打开了，原来软件还可以这样做。

《晚点》：过去雷军接受采访，他会说中国软件多么牛。

王成录：他说的应该是应用层，应用层是很繁荣。不过计算机科技领域或工程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芯片、编程语言、数据库、编译器、操作系统和应用等各个领域都均衡发展才能枝繁叶茂。欧美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均衡，有充足的人才储备，而我们中国只在应用层很繁荣。比如编程语言，中国目前还没有自主的编程语言，所以导致我们想做相关领域，比如编译器时，连人都找不到。

我问一个不是很礼貌的问题，你说咱们中国应用软件这么繁荣，给中国未来持续发展沉淀了啥核心基础和能力？

《晚点》：拿微信来说，这类应用创新是一个集大成的产品，带动了整个生态，比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让中国提前进入了无现金社会。

王成录：微信作为一个沟通工具，当然带来很大便利，支付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我觉得中国有些应用，弊端要远远大于带来的贡献，比如短视频应用、游戏。在鸿蒙生态里，我绝不会做这些。

《晚点》：但是鸿蒙肯定是要搭载各种各样应用的，你说的不做指的是？

王成录：首先，我这个团队绝不会进入游戏领域。

《晚点》：但你们的合作伙伴在鸿蒙上面做什么，其实你也管不了，比如鸿蒙版抖音，它可能会带动一定装机量，对你们有好处。

王成录：不会，鸿蒙对生态的管理，咱们就是一定要事先谈好，你哪些应用能上，哪些应用不能上。鸿蒙的应用上架和审核会很严格，确保系统的清洁和纯净，不会让它无限制地推送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可能的。

《晚点》：其实你要建立的操作系统体现了你的世界观？

王成录：是的吧。我希望鸿蒙系统能给产业界带来有序、纯净的IoT生态，这样产业才会健康长久。

《晚点》：你想创造真能让社会前进的东西，否则你就认为那些东西其实——

王成录：没有长久生命力。

《晚点》：这种意愿和渴望从何而来？

王成录：是价值观。我挺感谢华为的，至少华为这家公司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很多基础性的东西，例如制造业的进步，手机折叠屏，就是因为华为往这方面牵引才让京东方有能力把它做出来。目前全球做柔性屏最好的就是京东方，这就是给制造业带来的价值。这不但对华为有价值，对整个中国制造业提升都有价值。

非常希望这次在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有机会通过做操作系统，把相关的芯片、编程语言、数据库、编译器等技术和人才储备起来，这对未来咱们整个中国基础软件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做底层的、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晚点》：有什么软件领域外的作品、事件或人物对你有很大影响？

王成录：我特别喜欢天文，所以霍金的书我看过好多，它们对我最大的贡献是系统性思考。我想问题不会单点想，抽象要强一点，因为软件相关的技术太多了，在开源社区里面每年有200万个项目，同类项目就有几十万个。你选哪个？哪个会是未来方向？这一点非常难。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跑步、打球。我自己的目标是每年跑1000公里，读20本书，坚持了十多年了。

《晚点》：每年20本，量很大，有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书？

王成录：John Hennessy和David Patterson写的 《计算机体系结构》 去年出到了第五版，这五版我一直在追。我还有一本David给我的签名版。我觉得这个过程挺好的，我其实不是学计算机的。

我学的是金属材料，本来想做博士后，机缘巧合参加了华为招聘，来了后被分配到无线产品线做研发。

当时无线产品线总监说产品问题多，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不是学通信的人把产品做差了。我特别不服气，开始恶补通信知识。一年以后，我成了我们团队对无线全系统最懂的那个人。我很快就开始带队伍，管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就一直留下来了。

我本身不是学计算机的，但却管终端软件，本身就挺特别的，这是华为包容性的最好体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挺好的，我没有计算机体系结构约定俗成的约束，反而思路更不受限制。比如软总线思路，可能计算机科班出身的人，会自己否决掉这个想法。

《晚点》：作为鸿蒙负责人，你最担心什么事？

王成录：如何与合作伙伴建立互信。生态成功的基础是伙伴间一定要互相信任，这是我唯一担心的。

《晚点》：今年给自己定的最重要目标是什么？

王成录：让鸿蒙生态的市场份额达到16%，生态繁荣的分水岭这道坎，一定要跨过去。

《晚点》：如果今年达不到怎么办？

王成录：那明年也必须要达到，否则我们给公司挡子弹都挡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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