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资到本土 生物医药人才迁徙记

原标题：从外资到本土 生物医药人才迁徙记

{image=1}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瞿依贤

一周之内，生物医药企业人才出现多例流动。

3月15日，康宁杰瑞生物制药宣布，前默克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Johannes Nippgen加入其公司担任首席医学官，负责创新产品管线全球临床开发和转化研究；

同一天，丽珠生物宣布委任毛力为总经理兼首席医学官，毛力曾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肿瘤和诊断学系主任及学院副院长，创建了强生的全球肺癌研究中心，拥有35年以上的肿瘤学临床实践、基础研究及领导经验；

3月12日，腾盛博药宣布任命梁旭担任科学及医学事务副总裁，梁旭先后在安进、诺华、罗氏、艾伯维和吉利德等跨国公司担任销售代表，医学事务经理，市场总监，全国市场负责人等职。

从这些人才的职业背景看，几例人事变动有一个共同点：具有外企背景的生物医药人才向本土企业“迁徙”。

壮大生物技术产业、瞄准生命健康领域已经被写进“十四五”规划建议，2021年两会也明确要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的问题。除了政策和资金，人才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

随着中国在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生物医药行业称之为“春天的到来”，一大批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受到资本关注，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医药人才涌入本土企业，他们以管理、研发、商业化等人才为主，品牌人才为辅。有的从大型跨国制药企业而来，有的从海外药政部门而来，有的从海外知名医疗中心而来。

人才加速流动

2015年8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药政改革自此拉开序幕，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MAH制度的试点与落地也都随之而来。

不止一位国内生物科技公司的掌门人、决策者向经济观察网表示，这代表着，创新药行业的春天来了，港交所、上交所科创板先后为未盈利生物药企打开大门。相应地，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创新药行业的一众高学历、有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人才，看到了国内的机遇，纷纷加盟。

2017年出任君实生物（688180.SH/01877.HK）CEO之前，李宁是跨国药企赛诺菲的副总裁兼亚洲区药政与医学政策主管，更早之前就职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历任审评员、资深审评员、GCP临床审评官、审评主管、分部主任等职。

李宁出身于医学世家，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硕士、博士学位。谈及加入君实生物的原因，他说：“不管是在FDA，还是跨国药企，因为体系相对成熟，你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按部就班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然后有这样真正做创新药的机会，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机遇，能够把自己所学更完备地加以应用。”

李宁认为加入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创新药企，是一种“潮流”，“很多在国外的科学家、供职跨国药企的人都投入中国的创新药事业，我也是顺潮流而动”。

百济神州（06160.HK）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也同样“顺流而动”。

吴晓滨是生物化学和药理学博士出身，在医药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跨国药企拜耳做医药代表，一路历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中国）总经理、惠氏制药中国及香港地区总裁兼总经理等职务，一路做到“宇宙第一药厂”辉瑞的在华掌门人，现在掌舵百济神州。

吴晓滨对经济观察网回忆，他1996年回国，那时中国的制药工业还非常落后。“20多年过去，中国的医和药都完全改变了，这其中外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药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中国14亿人口，我们不能永远靠进口。过去中国只能做仿制药，而且是低端的仿制药。怎么建立自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成了非常迫切的问题。”

吴晓滨不想到退休的时候，完全没有参与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过程，2018年5月，他离开供职十多年的辉瑞，加入了百济神州，这是又一个令他“激动”的目标。

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百济神州在香港上市、淋巴瘤创新药泽布替尼在美获批、定增融资、出售PD-1海外权益，一次次刷新中国制药企业的纪录。

像李宁、吴晓滨这样从头顶光环的外企“出走”的高管不在少数，仅在2020年，就有前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罗永庆加入腾盛博药，任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前赛诺菲全球研究主管刘勇军加入信达生物，任集团总裁；前默沙东中国肿瘤事业部负责人牟艳萍加入上海艾力斯医药，任首席执行官．．．．．．

不只管理人才

生物医药高端人才向本土企业的迁徙，不仅体现在高层管理人才，还有研发、商业化等方面的人才。

比如，跟吴晓滨一同履新百济神州的还有，原强生中国区招聘总监王子剑，担任百济神州人力部门负责人；原西安杨森副总裁边欣，担任百济神州首席商务官。

恒瑞医药（600276.SH）、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01801.HK）、基石药业（02616.HK）等企业的研发实力，在国内的制药企业中属前列。

经济观察网梳理发现，多家创新药企的研发、商务、质量、市场准入、公共事务等业务负责人，都有外企工作背景。

公共事务部，在有些药企又称为传讯部。说法不一，但工作内容主要是联系企业和外界，日常需要和研发、商业化等各个部门打交道。

一位先后在top 10的跨国药企公共事务部工作十几年的人士，3年前加入一家本土的上市企业，近期又跳槽到一家初创生命健康企业。他说，在自己离开外企后，曾经在工作中有交集的公司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陆陆续续也跳槽到本土生物企业，“外企曾经是有光环，但是现在没那么耀眼了，国内生物药企机会这么多，如火如荼，肯定都会往本土企业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曾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医药行业处于第一个阶段——跟踪仿制阶段，基本依靠仿制药；到九十年代，则进入第二个阶段——模仿创新阶段，他希望中国的生物医药未来进入原始创新阶段，到2035年，新药研发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这需要人才支撑。

经济观察网在采访中发现，在政策、资金等利好因素的激励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端人才向本土药企流入的“大潮”之下，还夹杂着“小潮流”，即经过数年的发展，除了头部企业，还有一大批生物科技企业正在成长、壮大，人才流入头部企业之后，会再次流入更早期的企业。

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