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通胀隐忧？听听这6位大咖怎么说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为应对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宽裕的流动性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止跌并快速上涨，全球通胀预期升温，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在中国经济高度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经济能否像隔离疫情一样隔离国际通胀？如何提前防范通胀输入风险？企业又该如何有效应对通胀？

在2021年亚布力论坛年会【宏观经济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伏安，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就上述问题建言献策。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管清友主持了本场论坛。

以下为内容精编：

贾康：

“通胀问题”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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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通胀压力来了，这是大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隐忧。原本CPI的状态相当令人满意，在2010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CPI在一到二点几之间小幅波动，情况非常理想，但到了2019年的第四季度CPI突然上冲，最高月度CPI达5.8%。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并非因货币投放过多所致。

面对CPI的突然上涨，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动用库存，加大进口，鼓励老百姓养猪。没想到最近几个月PPI又往上猛冲，又有人担心这会影响CPI跟着上涨。总体来说，PPI此前一直偏于在负增长区间里波动，最近之所以上涨这么快，有消息说，是因为澳中关系交恶致使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煤等贸易量骤减，造成了国内市场供给吃紧后的价格上扬。此外，发达国家经济体复工复产比较清晰，美国基本扛过了疫情的高压力区，复工复产的劲头相当足；欧洲虽然也还有疫情反复等多重困惑，但也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市场需求就会明显增加，一旦供给跟不上，也会引起价格上扬。

总体来说，想要分析清楚经济复苏与通胀隐忧的问题，要将政府、市场、社会心态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中肯的结论。

毛振华：

大国博弈或影响PPI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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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PPI的上涨，需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供求关系来看，本轮PPI上涨或是阶段性的，但年内仍会维持较高水平。不少分析都将几轮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原因归结为“中国因素”，认为是中国经济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总交易量的多少，在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下，增加1%的需求甚至可能导致10%的价格上扬，反过来，1%的需求的减少也有可能导致10%的价格的下滑。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推动或许有限，全球其他国家的需求修复也需要时间。

第二，PPI上涨或难以向终端消费传导，我国CPI并没有大幅上扬的基础。一方面，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巨量产能，整体供过于求。厂商尤其是中下游产商之间竞争激烈，很难将成本向终端消费者转嫁。另一方面，更多的货币投放往往推升的是资产价格，并未带来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此外，我国为应对疫情，实行的是“有限的量化宽松”政策，且随着经济的修复，逐步向常态化回归。

第三，保持底线思维，警惕大国博弈极端情况下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供给短缺。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虽然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CPI的传导也有限，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势必会纠集其盟友从多个领域遏制中国崛起，因此，PPI何时结束上扬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要保持底线思维，厉行资源节约，避免浪费。

李伏安：

企业部门去杠杆

是未来三五年的主要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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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的宏观杠杆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2002年：平稳加杠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是2003-2008年：自主去杠杆，防止经济过热；第三阶段是2009-2016年：快速加杠杆，助力危机后的经济恢复；第四阶段是2017-2019年：“强制”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第五阶段是2020年至今：被动加杠杆，应对疫情冲击。

1993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也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但杠杆加到了哪些地方？它最先加到了非金融的实体企业，后来转向政府，现在转向居民。2009年政府推行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后，国企开始加杠杆，而民企杠杆率却一直下降；到了2018年以后，国企成功开启去杠杆，民企却因“资产掉得比负债快”，其杠杆率反而抬升。从2009-2010年起，制造业民企的资产规模开始快速上涨。2014-2015年起，房地产民企的资产规模也开始巨量扩张，有的企业资产从数百亿元涨到数千亿元，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资产规模甚至已过万亿元。企业家们往往以为，这些规模都是自己经营所得，但据我的长期观察发现，这么大的资产规模，并不是经营出来的，而是我国长期加杠杆加出来的。

从全球的经济杠杆率来看，中国宏观杠杆率已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高位，而且是近15年里加速最快的经济体，这个趋势必须遏制，因为高杠杆往往伴随着经济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战以后，日本、英国、德国去杠杆都是被迫的，是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下的无奈之举。被迫去杠杆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一定要控制杠杆的速度和高度。

1980年代以来，80%的企业生存不下去，不是因为利润低或亏损，而是杠杆率高，难以支付债务。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大概率仍将采取稳定降杠杆的措施。企业部门去杠杆，仍是未来三到五年的主要政策取向。企业家一定要基于这个大的趋势做决策。总体而言，未来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抬升会比较快，将面临更大的“去杠杆”压力；此外，互联网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方面的监管也将会更加严格。

黄海洲：

警惕美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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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了6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相当于美国GDP（20万亿美元）的30%。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一年的赤字水平要控制在其GDP的3%以内，而美国这次的赤字力度是一般水平的10倍，M2增长速度是一般速度的4倍。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百年一遇的大变局。

美国史无前例的巨量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可能还会带来如下后果：

第一，美元中期结构性贬值的势态已经形成，人民币兑美元将会出现结构性的升值，对应的是美元的结构性贬值。以史为鉴，关于美元汇率有三点值得注意：一，美元是可以贬值的；二，美元是可以大幅度贬值的；三，美元贬值之后还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第二，今年四季度美国的GDP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以上，那时美元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升值压力可能较大，虽然美元中期是结构性贬值。

第三，全球各国经济竞争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维度：第一是比增长，主要看GDP增长速度；第二是比资产，就是看在增长的过程中能否有好的资产涌现；第三是比货币，主要看在增长的过程中，能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国家股权做大做强。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是国家的股权。

总的来说，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比增长，在此过程中，要做大做强资产，尤其是做大做强股权，并对债权增长进行一定的控制，这样GDP才能实现有效增长。

姚洋：

中国有望在2028年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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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产生的那些新技术，未来可能会成为支撑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支撑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第一，它要新，技术够新，企业才愿意大量投入。第二，成本要低，不然没人采用。第三，应用要广泛。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三种技术，符合上述特征：

第一是AI技术。以前大家认为AI成本太高，现在发现AI很便宜，而且应用极其广泛。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结构性失业。从洋三港“无人码头”、青岛港“无人码头” 等AI自动化应用就可见一斑。我们对隐私的保护程度还比较低，所以在这方面优势比较大。

第二是新能源技术。这次中国宣布 “双碳”目标：2060年实现碳中和，2030年实现碳达峰。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想要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其实非常难。我预测未来5-1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是在5.5%左右。按现在每年能源效率提高3%的速率算，2030年不可能达到碳达峰。所以要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总量。“十四五”期间，我们煤炭要降10个点，能带动排放降8个点，但还得加大力度。如果要关闭一批火电厂，能替代的能源恐怕只有太阳能。刚好在太阳能的装机容量方面，中国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在光伏产品方面，中国占了世界的75%。中国有巨大的新能源技术优势。

第三是电动汽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现在我国电动汽车占到了世界销量的30%-40%，价格要比欧洲便宜30%-60%，技术却已能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以续航能力为例，我们有些国产汽车续航能达到700公里、800公里，基本达到了世界前列。在汽车的电池方面，虽不能说中国有绝对优势，但一定处在世界前列。

总的来说，对于新技术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金融体系要多一些包容性，不能一看到泡沫，就把它掐灭了，这样技术没法发展起来。2010年，中国GDP总量只有美国的39%，去年是美国的71%。10年追了美国30个百分点。

我粗略估算，只要中国未来实际增长率每年能超美国3.3个百分点，那中国就能在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温彬：

稳定中小企业发展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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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大宗商品涨价、运费涨价、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加，已经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产生了经营压力。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的CPI和PPI的数据有显著特点：一是PPI上涨9%，CPI只有1.3%，PPI和CPI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到7.7个百分点。二是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2%，生活资料价格只有0.5%，二者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到11.5个百分点，意味着上游原材料涨价向下游传导不畅通。三是PMI数据反映出当前中小微企业又面临新的经营困难和压力。从今年5月PMI分类看，小微企业PMI是48.8%，在前两个月回升到50荣枯线之上以后，又再次回落到荣枯线之下。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通过实地调研，原材料涨价等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和企业的应对策略总结起来有三种情况：第一，大型涤纶丝企业的上游是PX产品，原油涨价导致生产成本上涨，但该企业规模大、有定价权，基本通过涤纶丝涨价向下游生产面料的企业转嫁，而且是现款现货，应收款很少。第二，中等规模生产变速箱企业，作为整车配套企业，缺少定价权，只能靠内部挖潜降低生产成本应对原材料涨价。第三，原材料、运费涨价以及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冲击显著，基本是接一单亏一单。大宗商品涨价，让企业经营非常困难。

最后，从政策层面看，我有三点建议：第一，继续稳定和扩大内需；第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第三，金融机构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商业银行应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大力推广供应链金融，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资金压力渡过难关。只有小微企业实现稳定、良好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