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庄文颖：用半世纪为我国真菌学研究打地基

原标题：“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庄文颖：用半世纪为我国真菌学研究打地基

在真核生命世界中，真菌自成一界，是与动物、植物并列的一个真核生物类群。据保守估计，全球有真菌220万-380万种，目前被认知和描述的近15万种，仅占总数的6%，还有大量物种等待人类发现。

“真菌是非常有价值的生物资源，我的工作就是对野外获得的真菌标本或样品进行分门别类，逐步摸清我国真菌资源的家底，探讨其应用价值，并为生命进化理论研究做一点贡献。”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庄文颖如此解读她的工作——建造真菌学的地基，让更多研究者在上面建房子。

近半个世纪以来，庄文颖走过我国广大林区、荒漠、高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获得一手真菌材料，发现了真菌新分类群，并澄清了部分类群的分类地位和命名问题。

日前，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73岁的庄文颖被遴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

坐铁皮船去原始森林，发现真菌新物种

真菌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的青霉素是由真菌产生的，它的发现和应用将人类平均寿命提高了20岁；食品发酵离不开真菌，食药用菌蓬勃发展形成了大产业。然而，世界上70%的植物病害是由真菌引起的。做好真菌研究，趋利避害，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庄文颖毕业于山西农学院，之后，她留校任教，并选择了植物病理学专业。通过对植物病害的深入研究，她逐步对真菌产生了兴趣。1978年，庄文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科院微生物所攻读硕士学位，她说，这是全国研究真菌学最好的地方。

要研究真菌，就要“跑野外”，去人迹罕至、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开展野外调查，寻找丰富的真菌并发现新种。在湿度极高的广西大明山，庄文颖形容考察队每天好像走在云里一样。在新疆尚未通路的戈壁滩上，庄文颖和同事们颠簸前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野外考察时，我们经常扛着采集工具和行李，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到达采集地还需借助其他交通工具。有的地方不通电，采到标本后，我们利用烧水锅炉的热量把它们烘干。”

1997年年末的经历令她难忘，庄文颖带领科研团队在广西热带地区进行真菌资源调查。她回忆说，“广西有个很好的自然保护区——大龙山，进入那里的原始森林要坐铁皮船，在狭长的水库中行进两小时。”在这段“奇幻冒险”中，科研人员沿途看到了很多未开发的无人绿色小岛，景色怡人，都保护得很好。“在大龙山，我们趴在潮湿的地上，手持放大镜找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真菌，发现了不少新种，我们团队对热带地区真菌的研究结果发表了6篇文章。”

庄文颖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真菌系统分类学，“这项工作可以探明我国真菌资源的家底，研究结果也为其他领域学者提供了参考和研究材料，并为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储备资源。”她说。

学术贡献被公认，微生物两个属以她的名字命名

“中国孢子植物志”与《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并称“三志”，包括《中国苔藓志》《中国海藻志》《中国淡水藻志》《中国真菌志》及《中国地衣志》五个分志，这项鸿篇巨制历经5代人近50载接力打造，截至2021年6月，已出版的113个卷册记录了我国424科2255属19652种孢子植物。

庄文颖是“中国孢子植物志”的副主编，负责《中国真菌志》卷册终审。为保证高质量出版，她倾注大量精力，对每一卷的内容进行细致审查。从2008年开始，她带领团队历时十年，完成了《中国真菌志 第60卷 肉座菌科》，记录了我国肉座菌科6属244种，编研过程中发表94个新种。“编研工作开始前，基于前人报道，我国木霉属只有19种，编研成果表明竟然有211种。”

利用近年来积累的真菌培养物，团队成员筛选出在工农业生产中有应用潜力的菌株，为资源开发打下了物质基础。庄文颖表示，目前她正参与一个减农药减化肥的“双减”项目，尝试利用木霉防治植物病原真菌，以菌治菌，为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创造条件。

庄文颖的学术贡献被公认，学者们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Wenyingia），以及一个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Wenyingzhuangia）。对于上述命名，她表现得很淡然，“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事，许多应该做的还没有做到。”

受父亲和导师影响，做科研低调勤勉

在众人的印象中，庄文颖低调、无私、勤勉、谦逊，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中科院微生物所党委副书记石硕说，“庄先生每天工作从早上到晚上，中午从不休息，真正在给年轻研究人员做垂范。”

庄文颖觉得，这是对前辈科研精神的传承。庄文颖的父亲庄巧生是我国著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人成就了“一门两院士”的佳话。庄巧生小时家境贫寒，锻造了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感染了庄文颖，并在她身上得以延续。

除了父亲，庄文颖的研究生导师余永年也对她影响颇深。“我的导师虽然不是院士，但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院士。他外表看起来是温文尔雅的学者，但做起事情来思路清晰，有魄力。” 庄文颖出国深造前，是导师课题组的“一把手”。尽管当时余永年正值用人之际，但为了微生物所和真菌学学科发展，他积极支持庄文颖出国深造。“老师无私的精神，至今让我感动。”

2010年前后，余永年身患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主持编纂了《中国菌物学100年》，以惊人的毅力承担了艰难而繁琐的组稿工作。“我的导师有‘想做就一定做成’的决心，并付诸行动。”2014年余永年辞世，庄文颖承担了该书的校对工作，协助完成导师的遗愿，该书于2015年出版。

■对话

庄文颖：我是“铺垫”，未来会不断有人发现新的真菌类群

新京报：你研究真菌时，我国真菌学存在哪些空白？你做了哪些工作？

庄文颖：我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先生过世后，他曾经研究的类群之一（盘菌）无人接替。但那个类群的研究空间大，需要深入探讨，因此微生物所真菌研究室决定让我出国深造，并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

中国幅员辽阔，真菌资源丰富，我当时想出国学成后，要把前人的工作接替下去，为祖国真菌学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新京报：通过研究，你发现了肉座菌科的很多新种，丰富了对真菌物种多样性的认知。可以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吗？

庄文颖：近年来，我和团队对肉座菌科真菌进行了研究，这是真菌的重要类群之一，可在人工条件下进行培养，少数种类已被人类利用。我国早期对它的研究较少，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和潜力，于是选择了肉座菌科作为研究对象。

从事任何一项研究，只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工作基础，才能有新的发现，未来，还会有人不断发现新的分类群，这是一个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并非终点。我愿意把我们的发现写在书或者文章里面，其他人看到就不会重复研究，而是会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所以，我是一个“铺垫”，使后来者在我工作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好的新发现。

新京报：你对于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庄文颖：首先是爱科学、敬业，如果不爱你所从事的研究，就很难出成果。其次要实事求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实反映自然界的存在状况，不添加主观想法。年轻人一旦确定了研究方向，就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当然也要注意正确的研究方法，如不得法，研究进展会比较缓慢。

■人物简介

庄文颖，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她从事真菌学研究46年，侧重于子囊菌资源、物种多样性、分子系统学与可利用性评价的综合研究。

她发表真菌新科1个、新属13个、新种360余个，澄清了部分类群的分类地位和命名问题；将经典与现代生物学手段相结合，审视部分类群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完善了现行分类系统；开展我国区域性真菌多样性综合研究，推动学科发展，增强我国真菌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新京报记者 张璐 实习生 王苗苗

责任编辑：李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