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长津湖之水门桥》总制片人于冬：这个时代需要凡身肉体的银幕英雄

原标题：专访《长津湖之水门桥》总制片人于冬：这个时代需要凡身肉体的银幕英雄

【环球时报记者 周 洋 牛小曼】距《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2月1日上映还有4天，该片预售票房已超1亿元人民币。作为《长津湖》的续集和大结局，《水门桥》能再现甚至超过《长津湖》在去年十一档创下的57.75亿中国票房新纪录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该片总制片人、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稍微提前“剧透”了一下：“人物命运更跌宕起伏、叙事更紧张，大结局高潮戏是全片最感人的地方，我相信《水门桥》会延续《长津湖》效应，产生广泛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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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情贯穿至水门桥畔

环球时报：《水门桥》选择大年初一上映有怎样的考量？最想传递给观众什么？

于冬：网上说这叫“压哨官宣”，其实我们也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从大年初一开始是虎年，回首72年前，1950年也是一个虎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虎年，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取得了胜利，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72年之后，新中国的第七个虎年就要到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应该铭记这场伟大胜利。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环球时报：在《长津湖》中，除了有群像的刻画，也有个体的塑造。《水门桥》中又是如何塑造人物的？

于冬：在《水门桥》中，有兄弟情，也有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电影中，哥哥伍千里和弟弟伍万里到了水门桥的时候，随时都面临着重大伤亡。在《长津湖》中，哥哥对弟弟说，“哥哥以前说的‘打你骂你’，不一定都对。”弟弟回，“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在水门桥下，哥哥又对弟弟说，“接下来你想怎么飞、怎么跑，你自己定”——其实是对弟弟的嘱托。后面还有一句台词，他会握着弟弟手说，“手脚麻利点，手榴弹扔得越远越好。”兄弟情贯穿影片始终，最后水门桥畔的这番嘱托，更像是一种告白。

我认为电影《长津湖》和《水门桥》应该连在一起看，七连这支英雄部队其实是人民军队的缩影。影片中提到很多地名，也是七连打过仗的地方。比如片中提到1947年我们打蒙阴——蒙阴是什么地方？蒙阴是孟良崮战役，老电影《南征北战》《红日》都提到过。影片后面在缴获美军坦克时，伍千里跟余从戎（《长津湖》中李晨饰演的角色）说，“陈官庄的时候咱们缴获过一坦克，你还会开吗？”说到陈官庄，这是淮海战场上的著名战役，活捉杜聿明的地方。这些提到的地名实际上都折射出这支英雄部队所经历过的光辉历程。

两部《长津湖》，台前幕后共1.2万人参与

环球时报：《长津湖》是三位导演通力合作来完成的一个完整故事，这种合作的难点是什么？抗美援朝题材影视作品如何拍出新意？

于冬：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这三位大导演的作品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过非常重要的一笔。能把这么重要的三位导演（组到）一起合作，就说明这个电影意义非凡。三位导演各有分工，陈凯歌导演更多表现的是时代气息、史诗感和人物性格塑造；林超贤导演更注重激烈的战斗场面；徐克导演的视觉冲击力、极致化的表达为这部电影增加很多分，《水门桥》主要的战斗场面全部是徐克导演的部分。

在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抗美援朝题材是《上甘岭》和《英雄儿女》，这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今天看依然会被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新一代电影人我们如今再拍抗美援朝电影时，我认为这是一份无上的光荣和使命担当。当然，经典是很难超越的，但现代电影可以用工业化的更高标准来还原残酷战争的真实面貌。《长津湖》几乎动用中国电影工业各方面后期特效技术力量的支撑，十年前我们很多大片都去国外做后期，今天已经完全可以在本土实现，包括所有的特效、爆炸、枪战、化妆、服装、造雪等。我们前期拍摄有7000人，后期技术力量达到5000多人，共有1.2万人参与《长津湖》和《水门桥》这两部大片的制作，这也是对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的一次全面检阅。希望我们的中国电影在未来能够运用好现代技术，更好地实现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环球时报：博纳影业之前推出“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和《中国机长》，以及“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和《无名》。是有做IP的打算吗？

于冬：我们希望能把主旋律和商业电影有效结合，为此做了一些探索。2014年之后，我们陆续推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烈火英雄》，还有《中国医生》《长津湖》等。我觉得这一系列电影抒发的是英雄情怀，除了情感共鸣之外还融入现代电影制作的理念。还有一点，就是现代电影的语境跟今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语境相吻合，所以就更容易打动观众。

我认为近些年美国电影在创新表达上是不够的，更多是注重特效技术，塑造的都是超能力英雄、科幻英雄。我们做的都是凡身肉体的平凡英雄，都是普通人。所以你会看到有普通的消防员、飞行员、乘务长，还有缉毒警察、海军陆战队战士。包括《长津湖》这样的宏大主题下，我们塑造了伍千里、伍万里这样普通农民家的孩子，人民军队中的普通战士。他们都是凡身肉体，但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其实决定拍一部电影，很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和人物是不是真实的、可亲的、可爱的。我们电影人的责任，是要把镜头聚焦时代，捕捉我们身边的感动瞬间。

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国外同行

环球时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电影行业的危机与转机是什么？

于冬：疫情之下，我们这个行业处在最困难的时期。2021年对中国电影来讲是“战大疫”“迎大考”。无论是制片发行还是电影院的工作者，我们共同努力拿到470亿的票房，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这很难得。我还想表达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疫情能够尽快过去。我觉得在每一个观众心中，看电影本应是最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当这样的生活方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观众会怀念、会渴望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光。我们也只有拍出更好的电影来回馈观众，观众才会留在电影院。

环球时报：您提到无论是叙事表达或是制作工业上，中国电影都可以跟美国电影齐平，甚至超越。那么外国电影行业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于冬：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多种渠道和多种声音。我们需要国外的电影同行们跟我们一起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其实很多国外电影人也愿意跟中国合拍，好莱坞的崛起绝不仅是美国电影崛起，它是吸引全球人才去好莱坞拍电影。所以中国电影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迈进过程中，我们应该吸引更多国际性人才，让他们跟中国电影人一起拍摄有关中国题材的故事，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故事，表达中国人民情感的故事。

责任编辑：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