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8座“塔尖城市”，正带来前所未有的分层

来源：盐财经

作者 | 何欣

编辑 | 闰然

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总有一些人在寻求改变，而他们能想到的改变便是远离家乡，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发展。这群人就成了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跨省流动人口（12484万人）约占流动人口（37582万人）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在14.1亿总人口的中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长期在异乡工作、生活。

无一例外，这些流动人口让流入地城市逐渐膨胀，甚至成长为千万人口城市。七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千万人口城市达到18个。

这些城市大多是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万亿GDP城市，它们的出现，隐含着未来区域发展和城市竞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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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都是优等生

这18座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为：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郑州、杭州、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东莞、石家庄、西安、长沙、青岛。

可以看到，这18个城市里，简直是藏龙卧虎，不仅有9个国家中心城市，8个万亿GDP城市，更有4个直辖市、9个省会。

这些头衔或标签，或多或少暗示着它们成为1000万城市的路径。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人口的吸引力不用多说。

摄影：梁文生

在这些城市中，省会城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它们可能拥有多个头衔或标签，每一个标签背后是资源能力，助力它们迅速崛起。

以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为例，这四个人口超千万城市，既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万亿GDP城市，更是强省会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超千万人口城市形成的背后，是一场无硝烟的人口争夺战，也是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开端。

这些佼佼者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杀手锏”大多类似。盐财经记者梳理发现，离不开这些：实施强省会战略，依托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引领，实施宽松的人口落户政策，抓住产业迁移机会和高铁发展红利等。

比如成都、武汉是强省会的代表，两个城市的省会首位度达到30%以上。且经济规模是两省省内经济第二城的3倍以上。其中，成都约为省内第二城绵阳的6倍。

杭州便是依托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引领的代表。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杭州发展的产业新名片。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4290亿元，占GDP的26.6%，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内容和机器人产业四个新兴产业都保持了12%以上的增速。

可以看到，近10年，杭州常住人口从870万快速增至1193.6万，增速高达37%。当然，其中不乏有放宽人口落户优惠政策的刺激。甚至在2019年，杭州人口流入（55.4万）超过深圳，成为当年人口流入第一的城市。

但别忘了，优惠政策能把人引进来，能否留住人依旧是看产业的发展。

西安是第一个享受放宽人口政策红利的的城市。2017年，西安率先降低落户门槛，拉开人口争夺战序幕。同年，西安还进行区划调整，将西咸新区由西安代管，这意味着西咸新区中咸阳部分人口计入西安。

可以看到，2017年西安常住人口一下激增了78.46万，为次年（2018年）西安成功加入超千万人口城市打下了基础。

图|西安近五年常住人口变动

抛下这些城市眼花缭乱的头衔，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些人口超千万城市，大多是中国行政区划的概念，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

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年，撤县（市）设区广为流行，但在上述城市中，大部分城市依旧下辖县或代管县级市，而它们则是这些超千万人口城市背后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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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和退圈

人口超千万城市，就像是一个俱乐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交通的便利性提高，人口流动变得更频繁，这个俱乐部里，每年会新增成员，也有人黯然退出。

在最新的18个城市中，长沙、东莞、青岛就是在这次七普数据公布后新入局的。

这三个城市很形象地代表了当前三类城市发展的典型。从它们人口增长的路径，可以窥探当前城市竞争的趋势，而它们的崛起，也将影响所在区域的竞争格局。

长沙，中部地区强省会，当下“网红”城市的代表。2020年，长沙常住人口达到了1004.7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300.38万人，占全省人口比重直接提升约5个百分点，达到15%。

而翻看整个湖南省的人口数据发现，过去10年，湖南全省新增76.2万人，这意味着，湖南省内多数地市人口不增反降。

数据显示，过去10年，湖南14各个地级（州）市中，有一半城市的常住人口缩减，其中衡阳、岳阳、邵阳、益阳缩减规模均超过40万，人口向省会长沙聚集的趋势明显。

另一方面，长沙的入局，也意味着，在中部地区，已经有3个省会（郑州、武汉、长沙）加入了超千万人口俱乐部，给其他中部省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青岛和东莞的加入意义则大不同。

数据显示，2020年，青岛的总人口达到1007.17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35.66万人。青岛的加入，也意味着山东省有两个千万人口城市，另一个是临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10年，临沂就已经是千万城市，却不是特大城市。因为它的城镇化率偏低，城区人口不到500万，而特大城市的门槛则是主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

众所周知，近年来，山东作为经济第三省，与广东、江苏的差距逐渐拉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省内发展过于均衡，缺乏中心城市的引领。

青岛作为计划单列市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山东经济第一城的代表，尽管青岛早在2016年GDP就突破了万亿，但这几年，青岛也被不少南方城市赶超，省会济南更不用说了，被网友调侃成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之一。

根据山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山东将形成三大都市（经济）圈：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而省会济南、青岛成为前两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济南、青岛将继续实现对都市圈内人口的虹吸。

而青岛目前已经是千万人口城市，经济实力也不差，未来能否实现对省域其他城市发展的引领值得期待。

东莞作为普通地级市的代表，闯入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实属不易，也让同级别的苏州、临沂不再孤单。

2020年东莞总人口达到1046.66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224万，成为广东省第三个千万人口城市，仅次于省内的“双子星”——广州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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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特殊在于，它的户籍人口才200多万，只占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打工人城市。东莞能入局，其产业发展的氛围功不可没。

东莞制造业发达，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东莞就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制造业又是吸附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数十年来，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涌入东莞打工，如今，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发展红利，地处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东莞，也拥有华为终端、OPPO、VIVO等知名企业。

回望此次千万人口城市的扩容，看到了两个非省会城市的身影。这种趋势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毕竟，它们在进入的同时，有两个地级市退出了，它们就是南阳和保定。

3

大城市的烦恼

不得不说，成为千万人口城市后，并不意味着，今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这些城市面临的竞争将更激烈。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消费主力，不言而喻，一座城市的人口达到千万规模后，会释放规模效应，不仅让生产力提高，还能激发消费潜能，是地方经济发展不可多得的法宝。

但值得注意的，拥有超千万人口的城市，并不一定是“超大城市”。换言之，超大城市是一个特定概念，更加强调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据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只有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才算超大城市。

如前所述，这18个城市，大多是行政意义上的城市，其主城区常住人口远没达到1000万。如此一来，目前这18个城市中，只有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成都这7个城市才能算是“超大城市”，直接将一半以上的千万人口城市挡在门外。

所以，对于近几年新入局的千万人口城市而言，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大城市”是它们下一个追逐的目标。

不仅如此，盐财经记者在梳理各地的规划纲要时发现，不少城市还喊出了争创“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因为这是又一个含金量和识别度双高的头衔。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建部2005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最高城镇级别，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被誉为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塔尖城市”。

事实也是如此，10多年过去了，目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9座城市获此殊荣，就连深圳、杭州等热门经济大城市都未能获得。

如今，已有沈阳、南京、济南、福州等10余个城市明确提出培育或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这9座国家中心城市也都是千万人口城市，这意味着，未来其余9座城市要争夺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对面同样强大的千万人口城市，还要面对南京、福州等省会城市，竞争将异常激烈。

不过，对于这些尚未成为超大城市的千万人口城市而言，它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不少。

首先是，如何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当前，这18个城市，都有相当大比例的流动人口。其中，东莞、深圳、广州达到50%以上，上海、成都、北京达到40%左右的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曾在接受盐财经记者专访时就建议，对这些千万人口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要关注大量外地人口的公共资源需求，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把公共服务，尽最大限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个是，少子化问题，这也是这次七普数据中的显性问题，在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双高的特大、超大城市，问题更严峻。

据中信证券统计数据，这18大城市中，除临沂、石家庄、郑州以外，多地少儿人口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95%）。其中，上海（9.80%）、哈尔滨（10.46%）、北京（11.90%）最甚，且上海是唯一比重不足10%的城市。

究其根本，目前少子化严峻的趋势或许早已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锅，而是因为现在生孩子和养孩子成本太高。

在陆铭看来，未来的应对政策，除了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也要考虑如何从降低生活成本的角度使得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意愿能够提高，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持续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需重点提高农村户籍的孩子的教育水平和相应的劳动生产率。他呼吁，可以通过城市化进程让农村留守儿童能够跟随他们的父母进到城里接受教育。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